《哥本哈根》批判.docVIP

《哥本哈根》批判 nbsp; 在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名义下，中国国家话剧院于今年再度推出了英国作家迈克·弗雷恩的作品《哥本哈根》，且再度赢得了一致的喝彩和掌声。而这篇文章则是专门要大唱反调，揭示这些喝彩和掌声背后掩藏着的某种可疑的东西，揭露所谓“人性”胜利背后真正的获胜者及其意识形态表达。 一、迈克·弗雷恩的剧本 弗雷恩的《哥本哈根》在欧美各国大受欢迎是不难理解的。但是这样一部话剧得以问世并大获成功的政治文化前提仍需予以说明：即欧洲和解——进而是整个西方内部的和解。尽管这远不足以弥合欧洲和美国之间深刻的裂痕，但是发达国家之间的利益一致原则仍然需要这样或那样的叙事支撑来加以维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就属于这样一种叙事。近几年来，尤其是从去年诺曼底登陆到今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纪念，对二战历史的叙事正在发生一个关键的转变，形成这一书写的历史契机是冷战结束十余年后，同盟也是牺牲的逻辑已需要加以重新调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德国已经赎完了它的罪，它在欧洲事务以至西方团结的进程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施罗德受邀参加诺曼底登陆六十周年纪念，已经象征性地实现了德国向欧洲/西方大家庭的回归。相比之下，日本的处境则更显尴尬：不管在世界格局中所处的具体位置如何（其本身当然是一个复杂而矛盾重重的国际政治问题），日本都将发现自己被排除在西方主导的人类叙事之外。 基于这样一个大的国际政治的前提，弗雷恩的剧本同样参与了重新书写二战历史的叙事。最重要的是，《哥本哈根》以“人性”的名义输入了前面提到的那种和解，进而以人类的名义重新呼唤着西方文明——及其利益的统一。在剧中，这种和解是通过海森堡和波尔两人灵魂的重聚象征性地呈现出来的；当然，要实现这一和解并非易事，他们一次再次的失败，又一次再次地重来。作者一边试图引领观众去谅解参加纳粹核武器实验的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至少是重新思考他到哥本哈根去的真实目的到底是什么？），一边塑造出一个似乎多少应受谴责的尼尔斯·波尔的形象——无论作为物理学家还是父亲。听上去这确实构成了一个反思的主题：胜利者往往对战争负有更大的历史责任，不仅因为胜利证明他们对于杀人更在行，而且因为他们握有讲述这段历史的权利。 然而，我们要是真的以为该剧是在反思波尔、奥本海默、爱因斯坦以至他们为之效劳的美国，是否应对原子弹这一“更有效的杀人机器”的研制生产直到实际应用负有道义责任的话，我们就仍不免要落入那个意识形态陷阱——以往总是以部分代替总体的修辞方式这一次被颠倒了过来，即用总体来指代部分：在《哥本哈根》以及与之相类似的诸多叙事的表述中，“人类”指的就是西方；日本和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并不在考虑范围之内。这恐怕是这部貌似叩问人类良心的剧本最令人震惊的一点：除了作为无可回避的史实而不得已才稍带提及以外，广岛、长崎及其总数超过十万人的死难者竟被如此地忽略不计、如此地弃置不顾，被彻底遗忘在原爆和历史的尘埃中。而那毕竟是一场屠杀——跟奥斯维辛和南京一样的一场屠杀。如果我们记住前述的政治文化动力学关系，就不会对剧作者的这种“漠视”或“健忘”感到特别的意外。如果我们明了这部剧作始终是在言说欧洲乃者西方内部之间的相互谅解的话，即能够理解它的谴责或反思原本就不是指向美国在广岛、长崎犯下的滔天罪行，而是针对奥本海默的遗憾的——用剧中海森堡的台词来说：“广岛的那个夜晚，奥本海默说他的一大遗憾便是未能及时研制出原子弹来轰炸德国。”（第一幕，胡开奇的译本，载《剧本》2004年10期） 德国，还是美国——这才是问题。在所谓“人类良心”之上，海森堡首先被塑造成了一个爱国者：民族国家的优先地位，使得“人类”不过沦为了一个漂亮而便宜的修辞。因而在另一个地方，剧作家同样是借海森堡之口，隐蔽却又非常明确地回避了广岛和长崎，而刻意突显出德国应该且更值得幸存的那种焦虑：“你们也没有把它投向希特勒。你们把它投向了能投到的任何人，街上的老人与妇女、母亲与孩子。如果你们来得及的话，受难的会是我的同胞、我的妻子、我的孩子。那是目标，对吗？”（第一幕）“任何人”这个字眼儿彻底抹去了1945年8月6日和9日两次原爆的死难者，仿佛他们不曾生活过，也不曾死灭——因为他们从来就不存在。比抽象的屠杀更恐怖的，正是抽象的“人”的概念和抽象的历史记忆。 而这就是迈克·弗雷恩的记忆，贯穿《哥本哈根》始终的叙事。它所考虑的绝不是某种本真的叫作“人类”的物种，而是在这个世界注定走上不归路的无可更改的命数里，谁能活得更长久些。无论波尔的妻子玛格瑞特怎样声称她从一开始就不喜欢海森堡，但她在这部剧作（而不是剧中人物）的立场上却与被丈夫视同己出的这个教子保持着高度的一致——第一幕结束时，作为现身于新千年之际欧美各国戏剧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