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汉语面试题-古汉语教学试讲题.doc

古汉语教学试讲题: 古书的注解（古注源流、体例、术语任选其一讲授） 面试题: 1、“一时才俊之士，痛矫时文之陋，薄今爱古，弃虚崇实，挽回风气，幡然一变。王夫之、顾炎武、黄宗羲皆负绝人之姿，为举世不为之学。于是毛奇龄、阎若璩等接踵继起，考订校勘，愈推愈密。”衍及众多学科古经籍历数千年传诵至今，其字句浑然，初无成法之可指。乃同一字也，同一句也，有一书迭见者，有他书互见者。是宜博引旁证，互相比拟，因其当然以进求其所同所异之所以然，而后着为典则，义训昭然。清代学术汲取晚明学术游谈心性、空疏误国的惨痛教训，以求真务实的考据之学为主导，考据、义理、辞章相结合，形成质朴实在的学风，因而清代学术被称为“朴学”或“实学”。汉代经学尤其是古文经学重诂训的实证学风在清代得到很好的继承与发扬，故清代学术又被称为“汉学”。孤证不为定说，援引证据以古为尚。隐匿或曲解证据为不德，剿袭旧说为不德。辩诘不避本师，不出本题。文体贵朴实简洁，词旨务笃实温厚。着意从古书上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以解决难题为荣。“考据”虽然是各时代都用的治学方法，但乾嘉学派则是专业从事考据，把其时的学术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以致“考据”就等同于“学问”。乾嘉学派中有很多严肃的学者，继承和发展顾炎武求实的学风，强调认真读书，重实证，戒空谈，主张“无一事无出处，无一事无来历”，这种治学态度、治学方法上的严谨踏实，开近代实证学风之先河。可以说，在思想发展史上，乾嘉学派的建树并不大，但在学术研究上，尤其是在考据方法和成果上，他们是有很高的造诣和重大贡献的。但是，由于受特殊的政治因素影响，乾嘉学者观察、思考问题的角度是有复古、佞古倾向的，考据、论证问题的过程和方法也有机械、烦琐之嫌，有一定的抑制新思维和脱离社会现实的弊端钱大昕有《十驾斋养新录》，后世以之与顾炎武《日知录》并称，赞钱氏为一代儒宗。大昕并非知古而不知今的考据学者，他往往以考史论学的形式，隐寓对清廷弊政的不满。可以看出，钱大昕在治经的理念和方法上，是推崇汉儒的。其推崇汉儒的理由，不外三个方面，一是汉儒以小学训诂和名物考辨为自身学术特质，言必有据;二是汉儒去古未远，文字音韵训诂与经典相通;三是汉儒治经，训诂皆有家法师承，不失经典本旨。也正是认识到汉儒治经去古未远、家法师承的情况，钱大昕在遇到后儒与汉儒训释有矛盾时，多数情况下是倾向于汉儒之说的。在钱大昕看来，圣人经典在流传的过程中，由于文字的错讹，音读的遗失以及后儒主观的附会，使经典本义日晦于世。这不仅影响到人们对经典的正确理解，甚至影响到政治统治的理论基础。因此，刊落浮词，独求真解，是钱大昕，同时也是乾嘉时期多数学者的共同的观念。本着这样的观念，凡能求得儒学真解的学术，钱大昕都给以赞扬。不论是今文派的伏生、董仲舒，还是古文派的郑玄等人，他们的学说只要对揭示儒学真谛有意义，钱大昕都是推挹有加的。钱氏之所以屡次提及东汉诸儒，是因为东汉以前之说，传世者罕有，求之汉以前人之说则大不易，故退而求之东汉。东汉诸儒，学有本原，去古未远，和后世无知妄作者大不相同，故钱大昕极为重视。钱大昕对魏晋至宋明学术特征的分析，失之笼统，也存在偏颇，尤其是他以汉儒治经的方法为标准衡评后世学术，未能结合时代背景、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来认识问题，充分显示出他汉学家的立场。当然，也应看到，钱大昕在论述学术发展时，也贯穿着一个明确的意旨，那就是反对空谈，崇尚实学，反对师心自用，崇尚立论有本[说明钱大昕在治学宗旨上与惠栋、戴震一样，都宗奉汉学。他不仅批评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义理的一般倾向，而且常直言不讳地指名批评理学名家，如批评朱熹反对言利的虚伪说教，实际上是“稽之于古，既无其人；度之于情，恐无其事，陈义虽高，不如古注之似浅而实当也。”[23]此外，朱熹所补的《大学·格致》章，数百年来连同《大学》一起被视为经典，大昕却认为其“不免有补缀之病”，并认为朱熹的补阙是“以意增改”。[24]钱氏对宋明理学空疏之弊及随意改窜儒经的批评，都继承和发展了清初顾炎武、陈确等人的反理学思想。对于包括郑玄在内的汉代经师及其著作，他都不盲从，凡认为是错的，便据实订正，直陈其失，对于其前辈清代大儒顾炎武、朱彝尊、胡渭、阎若璩也同样如此。专精者固多，兼擅者尚少，惟嘉定钱辛楣先生能兼其成。由今言之，盖有九难。先生讲学上书房，归里甚早，人伦师表，然履蹈粹，此人所难能一也。先生深于道德性情之理，持论必执其中，实事必求其是，此人所难能二也。先生潜研经学，传注 疏义，无不彻原委，此人所难能三也。先生于正史杂史，无不讨寻，订千年未正之讹，此人所难能四也。先生精通天算，三统上下，无不推而明之，此人所难能五也。先生校正地志，于天下古今沿革分合，无不考而明之，此人所难能六也。先生于六书音韵，观其会通，得古人声音文字之本，此人所难能七也。先生于金石，无不编录，于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