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docVIP

再论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 关于中国当代文论建设中的古今关系问题,已经做了许多文章。本人也曾发表过《中华古代文论研究的现代视野》一文(见《东方丛刊》02 年1 期) ,正面阐述了我的见解。尽管仍有不同意见(很正常) ,但经过讨论,中国文论中古今关系问题已经取得了比较一致的答案,那就是在古今对话的基础上,进行古代文论的“现代转化”,或进行现代阐释,从而凸显中国现代文论的民族个性。基于这一思想的研究实践正在展开,也有很高学术水平的成果不断涌现出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读到了今年《中国文化研究》“春之卷”胡明先生和郭英德先生的文章,对1996 年中国文论界提出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提出了“冷嘲热讽”的“评论”,甚至于说, “前一阵所谓‘中国古代文学思想的现代转换’,所谓中国‘中国文学的失语症’,不是被炒得沸沸扬扬吗? 在我看来,‘现代转换’也好,‘失语’也好,都是一种漠视传统的‘无根心态’的表述,是一种崇拜西学的‘殖民心态’的显露, ‘世人都晓传统好,惟有西学忘不了’,如此而已,岂有他哉?”① 这种说法是毫无根据的。请这位作者调查一下,当下热心于“现代转换”(我更同意用“现代转化”) 的学者是哪些人,他们写的文章又持什么观点,他们忧虑的又是什么问题,他们追求的又是什么境界,那么他就会明白他给人扣的“无根心态”、“殖民心态”的帽子是不是合适? 他唱的“好了歌”是不是找错了对象?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本来也想写几句“反唇相讥”的俏皮话,但为了不污染学界的空气,还是算了。我只是想提醒一下,学者写文章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自己说的话是要负责任的,当你给人扣帽子的时候,要谨慎一些,看看自己手里的帽子是否该戴到你想戴的人的头上。 nbsp;nbsp;nbsp;nbsp;下面向胡、郭两位先生请教几个问题: nbsp;nbsp;nbsp;nbsp;一、现代文论与古典文论是“宿命的对立面”吗? nbsp;nbsp;nbsp;nbsp;诚然, “现代”就一个方面说意味着对“古代”的转型、反叛、对立和斗争。经历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我们更不能不体认这一点。但是就现代文论的现代性而言,相对于古代文论,这种转型、反叛、对立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nbsp;nbsp;nbsp;nbsp;我认为是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是摆脱以君王一人为中心的封建正统观念,树立以民众为中心的观念。“现代性”的追求都力图摆脱封建主义的正统观念。封建主义正统观念的核心是:君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者,君王一人而已。天下必须以君王的是非为是非,以君王的喜好为喜好,以君王的愤怒为愤怒,以君王的悲哀为悲哀,以君王的快乐为快乐。普天下的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都不算,普天下的人民群众都没有地位,惟有君王一人的喜怒哀乐才算,才有地位。反映到文学艺术上面,中国古典的文学基本观念就是“诗无邪”,“诗言志”,“发乎情”“止乎礼义”, “温柔敦厚”, “怨而不露”, “哀而不伤”,“美刺”,“顺美匡恶”,“主文而谲谏”、“文以载道”、“文以贯道”等。文学的主题不能离开这些训诫。晚明时期,曾发生启蒙思想,如李贽等人的离经叛道,就企图改变这种以君王一人之是非为是非、以孔子一人之是非为是非的专制局面,可惜历史没有朝这个方向前进。整个清朝又回到儒家思想的统治上面。直到晚清时期开始,这种思想开始被突破。梁启超的《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发表在他主编的《新小说》上面。《新小说》杂志提出了以振兴国民精神为宗旨的口号,所谓“务以振国民精神,开国民智识”,认为“今日最重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② 在《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再次提出了小说应“新民”的主张。所谓“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新一国之小说”,小说的功能是要改良“群治”。从为“君”到为“民”,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五四时期,封建正统观念遭到批判,实现了现代性的转型,用后来周作人的话来说:“夺之一人,公诸万姓”,这是现代性思想的精髓之点,也是现代文论的精髓之点。 nbsp;nbsp;nbsp;nbsp;其次是文体观念的转变。摆脱小说等艺术创作为雕虫小技的古典看法,这是文体观念的一大变化,也是中国文学现代性生成的重要方面。中国古代一直视诗文为正宗,连宋代的“词”也只是“诗之余”,只是“浪谑游戏”之作,北宋文人钱惟演自述:“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欲读小词。”(参见欧阳修《归田录》) 这种轻视诗赋以外文体的思想早在汉代就已经形成。班固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裨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元代开始兴盛的小说和戏剧更是不能登大雅之堂。小说、戏曲的地位一直很低。当时《小说林发刊词》黄人所说:“昔之于小说也,博奕视之,俳优视之,甚至鸩毒视之,妖孽视之,言不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