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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国外办节经验，促进公共文化建设 　　当今世界，是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新时代，许多国家都调整了发展目标，国家战略从“发展经济”转为“文化立国”，我国也不例外，政府越来越意识到发展文化的重要性，由政府出面举办大型节日成为各地各级政府借文化工程实现政治目标的共识。古今中外各国政府参与举办各种节日的现象非常普遍，原因是许多大型节日是整个民族或地方民众的共享事件，除了在家庭内部有特别的仪式和活动，还常常提供一个公众共享空间，政府可以借此强化主流文化意识形态，灌输正统思想理念，形成民族认同或地方认同，加强自己的权威性，政府办节正是官方意识形态和正统观念向民间传播和渗透的渠道。大型节日正是一个集中灌输国家主流意识，宣传国家政策和科教精神的时机，政府可以利用节日搭建政策宣传平台，这些都为政府的介入提供了可能性和必要性。当然，我国的节日和国外的节日所承载的公共文化各不相同，国外节日的举办往往通过多样化、娱乐化的活动形式提升公众参与的热情，让沉浸在狂欢之中的人们能够在参与的快乐中感受地方认同，接受传统文化。这种参与模式，也使得作为社会个体能够与社区或地方集体融和在一起;而我国社会缺乏这种公众作为个人的参与性以及狂欢的氛围，也较少这样的导引。我国传统节日多是以家庭家族亲友为中心的团聚、宴饮、娱乐，特别注重以特定的饮食文化作为符号形式。其主要内容是祭祀仪式、节日饮食和文艺娱乐、人际交往，其功能是身心休息、舒缓压力、丰富生活、传承文化、形成认同等。政府发起举办的新兴节日虽有民间过节的某些功能，但主要目的还在于社会影响和打造地方品牌，因此，往往动用大量财力物力实施文化的展演，以聚集人气，吸引眼球，制造轰动效应。不过，政府出大力举办的大型节庆如果仅仅是为了表演，代价就太大了。作为一种公共文化，政府主办节日的目的，不是单纯的娱乐和审美，而是通过群体性的庆祝活动以及公众的积极参与，来建立公共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观。政府策划组织规划的新兴节日，在内容上应与相关行政工作和政治导向相挂钩，否则，动用那么多人力、物力去办文化，似乎有点“不务正业”。换言之，政府的文化行政要与国家的意志相结合，政府可以借助公共文化活动，完成自身的工作目标。如新加坡政府为了化解国内不同移民群体和当地人等之间的矛盾，建设一个融和、统一的新加坡，明确其公共文化活动建设的目标是，“凝聚人心，构建和谐，展示成就，倡导美好，让共同价值观和国家意志通过活动深入人心”。在实践中，新加坡政府特别注重利用大型节庆活动来推动政府文化建设目标的实现。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不管是传统节日还是新兴节日，国外许多国家都有政府参与办节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用以推动我国的公共文化建设。 　　一、以节日活动营造社区共同体，增进集体意识，构建和谐社会 　　当代中国社会，个人化倾向越来越重，每个家庭或个人呈现原子化的趋势，需要通过社区共同体的活动，唤起居民的共同体意识;也可以以跨越各区的社会组织为单位，组织更宽领域的合作活动。通过一些共同协作参与的文化活动，可以凝聚社区或团队共同体，创造社会的公共精神，以改善目前国人对社会的漠然态度及个人主义倾向。 　　以上海为例。上海作为超大型城市，外来人口很多，这种流动性社会，更易使人产生疏离感，从而产生许多社会问题。首届上海市民文化节的举办，有的社区提出一个理念是“各类文化活动主打‘家庭’概念”，家庭是社会的单位，许多活动由家庭出面和组织，会比较便利，而且能鼓励积极参与，这是一个好的思路。但与此同时，仍然要组织一定量的以“社区”或某些社会组织为单位的集体活动，虽然首届市民文化节就已专门为社区开辟每个双休日每个区县推出一个“社区日”的活动，以社区为单位，围绕一街（镇）一品、市民创意、社区名人、团队展示，百姓风采、家庭日/邻里日、“三民”活动、特殊群体这八个关键点设计展开;但仍然局限在“展示”，而较少能培养社区的共同感和内部的凝聚性。如果能增加居住小区内市民的合唱和表演等团体活动，就有可能培养社群精神。有关部门应强化节日的多功能意识，以市民文化节为契机，实现市民“同心”总动员，缓和这种大城市原子化生存的状态。 　　在这里，我们不妨看看我们的邻国经验。日本、韩国和新加坡，虽是小国家，但民众的集体意识非常强烈。日本的基层民间组织自治性很强，社区的公共文化活动多数是以町内会（类似于我国居委会）为单位举办。町内会吸纳了绝大多数家庭加入，并且交纳一定的会费。居民从会员中选举成员来负责日常组织事务。日本著名古都，京都市每年举行盛大的“祗园祭”节日活动，持续上千年而不间断，不是以家庭，而是以町（街道）为单位组织进行。2014年7月17日这天我在京都四条区观看了当地举行的盛大的山鍪巡行庆典仪式，其活动由各町派一组身着和服的男子集队参加巡游表演，参加巡行的山鍪车舆由各町保管和修理，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