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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隽：坦然接受从天上回到地下 　　想做“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 　　从北京驱车沿京沈高速到达天津的宝坻出口，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然而，1962年，19岁的知青侯隽和女伴一起，坐上长途汽车，前往插队的河北省宝坻县史各庄公社窦家桥大队，却整整用了两天时间。“第一天到达天津，先蹲上一宿，第二天才能赶上到宝坻的汽车，每天只有一拨。” 　　这位北京姑娘恐怕并没有想到，这一走之后，她的命运从此发生巨变：与宝坻的另外两位女知青邢燕子和铁姑娘一样，她成为了影响整整一代人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典型。此后，作为全国劳动模范、“知青明星”，侯隽多次受到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文革”末期，她到达政治生涯的顶峰，那年春天，她被任命为国务院知识青年领导小组副组长，组长是陈永贵副总理。 　　在京沈高速的宝坻出口，第一眼看到亲自前来迎接的侯隽，觉得与印象中的“知青”有些出入，几十年的无情岁月，已经把当年登在《人民画报》封面上的那个梳着齐耳短发、扎着白头巾、风华正茂的年轻姑娘，变成了一位笑容爽朗、言语热情、看起来朴实无华的老大妈了。只有从她眼镜背后的眼睛里透出的自信和言语中的干脆利落劲儿，可以觉察出她曾经有过的不平凡的经历。 　　侯隽在北京出生，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工会的干部。从小学起，侯隽随着母亲工作的调动来到良乡，直到1962年从中学毕业，侯隽一直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三年自然灾害过后，良乡中学校长做了报告，号召那些家在农村的同学，希望他们如果没有考上大学就回乡务农去。 　　校长的这番话，奇异地在班里五个非农户口学生之一的侯隽心中生根发芽。当时报纸上有关回乡参加生产的先进知识青年邢燕子、王培珍的事迹已有报道，侯隽觉得自己可以效仿天津姑娘王培珍到农村插队，做一个“社会主义的新型农民”。改变农村贫穷落后的面貌，成为她的最大理想。主意拿定后，她并没有像大部分同学一样忙着投考大学，而是像着了魔一样，毕业考试一考完，就琢磨哪里能够接收她。 　　后来一位从小学六年级起就一直是同学、跟她最要好的女伴与她一起和天津窦家桥（今属史各庄乡）生产大队联系上了，队里表示欢迎，两个姑娘高兴地当时就去办了迁移户口手续。侯隽说，直到一切都联系好了，决定要迁户口了，她才回去跟家里人说。“我妈倒是没有拦着我，只是说，‘你现在迁户口走了容易，将来你要后悔了，再让妈妈给弄回来，妈妈没那本事。’我当时就表态了，我说我绝不会半途而废。”就这样，侯隽和女友毅然决然地离开了北京。 　　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农业活儿干起来不像她们在学校里每周两小时的劳动锻炼那么简单愉快，就连耪地，由于劲儿小，虽然她们使出了全身的力气，也还是耪不深。烈日毫不客气地把她们的皮肤晒黑了，手上磨起了一个个血泡。而且农村的生活条件也远比她们想象的艰难：她们住的是一个临时搭建起来的小土屋，透风漏雨。更大的问题是吃饭，当时村里头给每人八两的原粮，没有菜也没有油，完全是指着这点粮食，根本不够吃。她们白天干活，中午得吃饱，到晚上一般就不做饭了，饿得睡不着，就躺在炕上唱歌。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侯隽说得更多的是朴实的乡亲们对她们的好。“他们瞧着我可怜，经常帮着我。村里的小青年们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回家后没事总上我这儿来，帮我做饭，还看着我吃饭。每天小屋里人多得都挤不下，有时连窗户外都趴了一堆脑袋看。有时他们还帮我推碾子磨面、耪自留地。”侯隽于是就教大家识字，有时候还排点节目给老乡们演出。“那时候农村没什么热闹，我就是他们的热闹。” 　　一篇报告文学改变侯隽命运 　　侯隽作为典型被发现是很偶然的，她插队的宝坻县，早在1960年就因出了个知青的典型邢燕子而名噪全国。1963年，上海女作家黄宗英来到宝坻县“体验生活”，临走时，她和县里宣传部的人聊天说，你们的燕子真不简单，她父亲在天津当厂长，自己却回到农村去务农了。人家说，“嗨，我们这还有更新鲜的，根本不是天津人，而是一个北京姑娘，却跑这儿落户来了。”黄宗英很好奇，就让人领着去找侯隽了。 　　没想到，这次偶然的访问，竟然从此改变了侯隽的命运。 　　“那天我下地干活去了，回家时，看到门口站着两人，一个细高个，一个有点矮胖，都眯着眼看着我。我一看那高个的，心想怎么这个人这么眼熟呀，再仔细端详，原来是电影明星黄宗英！”侯隽说自己当时非常意外，也非常惊喜。 　　侯隽坦言，当时，她的革命浪漫主义正面临严峻的考验。原来，艰苦的农村生活，使那个与她结伴而来的女同学不到一个月就悄悄离开了窦家桥，后来侯隽才知道，这个姑娘已经在另外一个村订了婚，在小学里当上代课老师了。这时，周围的老乡们直劝侯隽：“同伴儿也走了，你也回北京吧，在我们这个‘破’地方，图个什么呢？”侯隽说，当时她不愿放弃自己选择的道路，但想到未来，又不知何去何从，所以常常偷偷掉眼泪，也琢磨过是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