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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的革命生活 　　初到北京 　　1975年9月25日，由英国文化委员会选拔和资助的九名英国学生在香港登上了一架伊尔飞机。罗斯当时正在伦敦学习中国艺术史和考古学。贝斯刚从牛津大学毕业，她比我们几个都忧心忡忡，因为她要有一年见不着自己的丈夫和家里的狗。利兹大学来的人最多，其中格里和吉姆已经毕业，刚刚读完大二的萨拉则显得娇小、稚嫩。 　　在飞往北京的途中，身着古色古香印花布衬衫的年轻中国空姐为我们送上了糖果、中国口香糖（很难嚼）和香烟。一想到将要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环境长达整整一年，大家都默默无语。我们于夜幕中降落在北京机场。一位个子矮小、戴一副水晶眼镜、头顶灰色帽子被称为傅老师的人笑容满面地迎接我们。我们拎着大包小包的行李，跟着他上了一辆老式汽车。车子在寂静漆黑的夜色中行驶了大约一个小时后到达了目的地――外语学院。 　　车子停在一幢灰色砖房外。我们几个女生下车后被带到二楼的双人间。房间的墙壁被粉刷成白色。我很快就发现，所有的房间都是这样粉刷的。只要衣服蹭在墙上，就会粘上白灰。由于来的女生人数为单数，我的房间暂时只安排了我一个人。房间里有两张铁床、一只木书架、两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天花板吊着一盏电灯。没有窗帘，门上没有装锁，只能从外面用挂锁锁住，但校方又不提供锁。校方（根据一叠有多个签名的单子）发给每个人一个搪瓷洗脸盆（没有花纹）、一个热水瓶（红色铁皮壳，上面印着一朵大玫瑰）、一个硬邦邦的带枕套的单人枕、一条单人床单。还有一床又大又重的棉被，被面是印有小花的黄布，被头是白布。 　　洗脸盆是拿到二楼盥洗室使用的。盥洗室里有个长条的灰色水泥槽，上面有一排自来水龙头。水龙头里通常只有凉水，只有晚上七点到九点的用水高峰期才会有热水供应。一楼的淋浴室那时也会有热水。淋浴室隔壁是只大锅炉，上面分布着许多可怕的仪表，表上的红色指针总是指向马上就要爆炸的温度。热气从管道上一些密封不好的地方滋滋地冒出来。不过这个锅炉对我们的生活却至关重要。为了早上有热水洗漱，我们拿热水瓶到这里来打开水。在这里我们还可以打到安全饮用的开水。 　　第二天清晨，阳光透过没有窗帘的窗户照进房间，撩开了外语学院的面纱。灰蒙蒙的青砖高大建筑一直延伸到远处。左边是一片空旷的场地，同样是灰蒙蒙的。这片场地可能是个操场。操场上，穿着白色衬衣和深蓝或军装绿色肥大裤子的中国学生正捧着书本四处走动。他们正通过大声朗读的方式来背诵课文。 　　外语学院地处北京西北角，周围汇集了北京好几所大学，并且离北京大学也不远。它接收来自欧洲（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意大利、西班牙、丹麦、瑞典、挪威、冰岛、法国、德国和奥地利）、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非洲以及包括日本、柬埔寨、老挝和朝鲜在内的亚洲友好国家的留学生。我们都是来这儿学习中文的。非洲和亚洲的学生学习中文的主要目的是想继续在中国学习工程学或是医学。学校里还有一大批学习各种外语的中国学生。 　　女生宿舍对面紧邻着食堂，再过去就是男生宿舍。食堂分为两个部分。一边是供中国学生就餐的。这里提供很多看了就没胃口的食物，不过几乎不花钱就能吃上。我们的第一顿早餐没有在那里吃，因为用餐的碗和筷子要自带。另一边是西餐部，供应的是西式早餐，而且提供餐具。由于这边可供选择的食物略微多些，再加上提供餐具，所以饭菜都要比中国学生那边的贵。 　　早餐过后，我们上了一辆面包车，被送往英国大使馆。包括英国大使馆在内的大多数外国使馆都位于北京东南、建国门外古观象台的东面。那个城楼状的青砖城垛观象台并不对外开放。城垛之上冲天的星盘、浑天仪、日晷的轮廓依稀可见。 1976 年吴芳思访问石家庄某小学，与该校教师交谈。后方左起第三人是吴芳思的父亲。 　　友谊商店 　　在大使馆，一位负责人一本正经地告诫我们不要惹麻烦。他还让我们写出家里亲人的名字，以防我们从自行车上摔下或者出现更糟糕的情况。这还是我们第一次听到有关外国学生在北京略显神经质的生活情况介绍。我们还被邀请参加了使馆的社交俱乐部，这样每年交纳十元会费（大约相当于在中国学生餐厅吃四个月早餐的费用），我们就可以从使馆图书馆借书、看电影，在使馆的贝尔酒吧里消费。我们还可以在酒吧玩投飞镖，打个欠条喝饮料（无论是啤酒、金巴利酒还是汽水）。 　　随后，面包车把我们拉到离英国大使馆不远的友谊商店。离友谊商店不远的地方有两个大院，门口有手持步枪或者腰挎手枪的人民解放军士兵站岗。使馆工作人员以及他们的家属就住在大院里那些带阳台的漂亮公寓里。他们的清洁工、厨师和阿姨（保姆）都由公安局提供。他们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劳工大学，外语说得很流利，每天都要向官方汇报他们在雇主家里制作果酱和烤面包片时所听到的重要谈话。 　　使馆人员的家属购物（买那些大外交信袋里放不下的东西）基本上都去友谊商店。商店一楼卖的是中药，有个小柜台卖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