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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县级人大代表研究综述 　　 [摘 要]人大代表制度的研究是海内外中国研究的经典命题之一，但是长期以来存在着机构研究的倾向，对代表本身的研究不足;且主要关注省级以上的高层人大，对基层人大代表缺乏系统独立地研究。横向上看，既有的对中国县级人大代表的研究，主要围绕着县级人大代表构成和代表性、县级人大代表产生机制、县级人大代表履职和县级人大代表罢免的研究这四个主要议题展开。从纵向上来看，早期的研究将代表视为独立的个体，后来的研究逐渐将中国的政治体制视为人大代表行动的基本制度约束，治理话语成为现阶段研究的主导。但是这些研究的视野依旧局限在正式的政治体系内部，对县级人大的民族志研究和社会学路径的研究有待开拓。 　　[关键词]县级人大;人大代表;人大选举 　　[中图分类号]D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5）09-0024-05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也是人民行使当家作主权利的基本制度保障。县级政权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治理的基本单位，郡县治，天下安。因此，县级人大的建设对于中国地方政治的民主化以及整个国家的治理体系的现代化都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县级人民代表是县级人大制度运行的主体，是社会主义政权与民众的直接联系人。代表的行为模式和履职状态，代表与选民之间的关系，直接决定了民众当家作主的权利是否得到落实，并进一步影响到政权的合法性与政治稳定等根本问题。但长期以来，对我国人大制度的研究存在着机构主体的倾向，过度注重对各级人大的机构设置和职权规定的考察，而忽视了对作为人大制度主体的人民代表的研究。 　　从现实来看，当前中国民众抗争频发和官民对立情绪日益滋长已成为困扰我国政治与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这进一步折射出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我国人民代表的地位和作用与制度规范设定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要改变当前我国基层治理的困境，必须对基层人民代表制进行深入改革。而这离不开从理论上对中国县级人大代表的研究进行总结和反思，并为下一步县域治理的改革提供有价值的理论指导。 　　一、对我国县级人大代表研究的总体取向 　　从总体来看，海内外对中国人大的研究层级呈现两极化的趋势，集中在全国人大和乡镇人大，对县级人大研究较少。海外学者主要研究全国人大和省级人大的代表，研究方法主要是大样本统计分析等定量研究方法;国内学者的研究则主要集中在乡镇人大，研究方法主要是定性研究中的田野调查，采取参与观察与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获取资料，理论构建不足。同时，国内对乡镇人大代表的研究多是在村民自治和乡村民主的理论背景下展开的。具体到中国的县级人大，既有的学术成果主要呈现两个基本取向： 　　1.偏重对机构和制度变迁的研究，对代表的研究较少。由于中国实行兼职代表制，各级人大代表们平时忙于自己的本职工作，除了一年一次的人大全体会议，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难觅其踪影。因此，实际行使县级人大各项职权的是其常设机构人大常委会，承担日常工作任务的是县级人大的各个工作机构。学界对县级人大的研究也就将关注点放在了其常设机构上，这就使中国县级人大研究逐渐发展出了一种机构主体分析的取向，即“分析的主体主要是地方政府、党委和人大常委会，基本的分析框架则是制度背景、行动策略和政治后果”[1]。 　　县级人大研究中机构主体的研究取向，其实是我国县级人大机构化的现实在学术研究中的一种反映。实际上，无论是按照经典代议制民主理论还是社会主义的人民代表理论，代表才是代议机关的核心部分，国家政权与社会和民众相连接的直接载体。代议机关作为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其职权主要是由代表来履行和完成的，各种机构主要是辅助代表履行职能的物质实体。 　　但在我国的政治实践中，由于多种原因，一直存在着虚化代表，强化人大的机构属性的倾向。基层人大本应以代表为载体连接国家与社会，但实际政治生活中，代表的虚化造成县级人大演化成以人大常委会为主的各种政府工作机构的集合，民众也习惯将基层人大看作是政府机关之一，而不是代表社会力量与国家沟通的实体。既有的学术研究又被这种实际政治生活中的定位扭曲所引导，对代表的研究重视不足。 　　2.将地方人大整体作为基本研究单位，缺乏对县级人大独立完整的研究。既有的学术研究从理论上将我国五级人大分为两大部分――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来分别开展研究，这在境外的学术研究中尤其明显。现有的对县级人大的研究基本上都是将地方人大整体作为研究的对象[2]，在对地方人大的整体考察中会涉及到对县级人大代表构成或者行使职权案例的分析。不仅涉及的范围十分有限，而且采取的也是地方政治或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而不是县域政治的视野。 　　按照政治学术研究的分域来说，这种情况符合中央政治和地方政治研究的划分。但实际上，由于我国行政层级划分的多层次性，地方人大包括四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