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农之子李伦：特工后代续辉煌.docVIP

李克农之子李伦：特工后代续辉煌 　　在母亲肚里传情报 　　1927年10月30日，李克农和赵瑛最小的儿子李伦呱呱坠地。 　　有人说，李伦在娘胎里已投身革命。他笑着说，幸亏那次母亲没有流产或早产。此说事出有因，还得追溯到1927年。 　　1927年4月18日，国民党安徽政务委员会主席要27军军长陈调元的一份通缉李克农的密电飞抵芜湖，侦缉处处长刘文明和公安局局长高东澄不敢怠慢，急忙布置围捕。密电上通缉的名单还有阿英和宫乔岩。但敌中有我，消息很快被李克农知道。4月18日夜，李克农、阿英、宫乔岩等借乘一条小划船，秘密渡过长江，潜入裕溪口镇附近的小王庄。 　　侦缉处和公安局见逃了“要犯”，连忙派出大批“猎犬”四处侦缉，时任敌侦缉队长的崔由桢探听出李克农一行的隐匿地址。刘文明和高东澄大喜过望，当即制定了围捕计划。4月20日一早，围捕李克农等人的军警和青帮武装便到公安局集中。为封锁消息，明令他们不得外出。中午在局内用餐，贪杯的侦缉队队长崔由桢一心想领头功，攫取更多的赏金，于是在饭桌上吹了起来，并议论了赏金分配问题。在那份通缉密电上，仅李克农一人，陈调元所出的赏金就是5万块大洋。 　　此事正巧被赵瑛家一个在公安局内做文案的亲戚听到，他急忙向赵瑛透露。已怀身孕的赵瑛得知这一消息夺门而出…… 　　对这一切李克农等人全然不知，早早吃罢晚饭，便在小王庄那户亲戚家的书房内谈天。突然，“哐”的一声，门被猛地撞开，紧接着一个人冲进屋内，跌坐在地上。众人大吃一惊，定睛一看，闯入房间的人如落汤鸡一般，浑身上下全是污泥，成了一个活脱脱的泥人。 　　来者正是李克农的妻子赵瑛。从她气喘吁吁的叙述中，大家才知道赵瑛得知情况紧急，不顾身怀有孕，雇了一艘小划船，冒着风雨过了长江。上岸后，她看到敌人的追捕轮已接近裕溪口码头，就在泥深近尺的乡间小道上奔跑了8余里…… 　　敌人由于晚于赵瑛半小时赶到小王庄，结果兜捕阴谋破了产，李克农等人得以脱险。 　　多年以后，李伦忆起这段历史时还深为自己母亲的壮举感动。当然，在别人说到他在娘胎里就和母亲一起投身革命时，这位身佩中将军衔肩章的芜湖人嘿嘿一笑说：“我出生在一个不平凡的岁月里。” 　　辗转千里见父亲 　　1930年初，以李克农为首的“中共三人特别小组”成功地打入国民党特委总部之后，根据党的指示，赵瑛也奉命带着李治和李伦等到上海做掩护工作。为防止家乡熟人不慎说出他们的真实姓名和身份，李克农一家频繁地搬家。这期间，党组织派宋季仁以佣人的身份为李克农传递情报。传递情报事先都有信号，在李伦这个孩子眼中，父亲经常关照宋季仁不要忘记在窗边放上物品。物品因时而变，或榔头，或砖头，或鲜花。多年以后，他才知道，没有这个信号，中央特科的交通员就不会来接取情报，信号代表着安全。李伦还记得，父亲有空时总爱抱着他去看上海外滩的夜景，下班回来也常给他和哥哥带些糖果和饼干一类的东西。陈赓和已打入南京特务总部的钱壮飞、胡底到上海来遇上他，常摸着他的头笑着说：“这小子长得真好玩。”至今回忆起来，李伦仍清晰地感受到童年生活的温馨。 　　可这种温馨却在李伦4岁时被扯成碎片，原因是中共特科负责人顾顺章的无耻叛变。1931年4月下旬，在武汉被捕的顾顺章出卖了“中共三人特别小组”，出卖了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在上海的所有机关。幸得钱壮飞趁特务总部负责人徐恩曾不在，译出密电，通过李克农打破常规找到陈赓，将紧急情报迅速送到周恩来那里，一场灾难性的后果被减小到最低程度。恼羞成怒的国民党特务总部于是下达了对“中共三人特别小组”的通缉令，咬牙切齿地声称要将“中共三怪物”捉拿归案。 　　环境的险恶，时间的紧迫，撤离中央机关任务的繁重，使李克农难以脱身通知赵瑛携带两个儿子撤离。中央特科二科的某同志被派遣作为通知人。赵瑛当即问道：“撤到哪里去，李克农在哪里？”来人摇了摇头说：“不知道，你们先暂避一下。”赵瑛于是带了点换洗衣服，匆忙坐上黄包车，离开元裕里的家，开始了流浪生活。 　　李伦还记得，那年哥哥李治刚9岁，他本人才4岁。他被哥哥搀着，跟在妈妈后面踽踽而行，今天夜宿这个菜场，明天夜宿那个菜场。为了节约钱，一人一天只吃一个烧饼充饥。即使如此，相依为命的兄弟俩没有叫一声苦，也没有流一滴泪。还是妈妈机警，她告诉李治和李伦，上海北四川路那里熟人多，何不到那里去碰碰。 　　真是天助母子3人。一天，眼尖的李治一眼看到在酱园里买老酒的宫乔岩，几声“宫伯伯”的乡音叫嚷，使这位化名王少春的中共秘密战线斗士惊喜交加。赵瑛和孩子们当即被安顿在北四川路的一家民宅内。宫乔岩把消息告诉他的入党介绍人、内弟阿英。阿英立即报告中共中央，这时已是1931年5月中旬。 　　当周恩来告诉李克农“他们母子平安”的消息时，这位平生极少流泪的汉子眼圈红了，系在心上的石头这才卸下。1931年5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