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植与咏侠诗修改[优化].docVIP

浅述曹植的咏侠诗及其游侠精神气质 摘要：作为中国独特的本土文化现象，武侠现象不但深深地影响中国民间社会大众文化，而且也在上层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泛起波澜。侠文化一直为通俗文化研究的重点，尤其在小说领域，而咏侠诗研究却往往沦为忽视。在侠文化渐趋衰微的时候, 曹植咏侠诗继承并发展古游侠的人格品性,将现实之侠变成精神之侠,在文学领域内大力宣扬侠义理想,起到了振起侠风的作用。曹植的咏侠诗丰富了侠文化的内涵,、塑造了经典化的侠意象,为中国古代诗歌开辟了一块新的天地,为文人找到了一条新的情感宣泄之路。 关键词：曹植，游侠精神气质，咏侠诗 一 曹植的游侠精神气质 侠，作为一种社会现实存在初起于春秋、战国时期。冯友兰、顾颉刚先生都认为，侠是从中国古代的士当中分化出来的，一出现就与“武”结下了密不可分的渊源。它的深层涵义是以武行义，凭借勇力、武术、击技来为人之所不敢为。专诸以报恩行侠，侯嬴以智谋行侠，荆柯以胆略行侠，虽然所行各异，却均以侠名著称于世。韩非子最早在书面记载中以“侠”字给这群人命了名：“群侠以私剑养。 ” [1]这就是侠的起源。 建安之前侠文化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战国时期是游侠大发展的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是在西汉前期。第三个阶段是在西汉后期至东汉时期。此一阶段的侠逐渐向官府靠拢，所以说当时之侠已很少有古游侠的风范了。因此可以说汉末建安时期是古游侠之风衰微的时期。但是在这种侠风及侠文化中衰的时期,建安诗人曹植的出现,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他自然地担当起振起者的角色。所以说真正能够继承古游侠精神的,是作为文人的曹植。之所以这么说是源于曹植的游侠精神气质。 曹植的游侠精神气质表现为对游侠手执利剑,为世排难解纷,救人困厄,自掌命运,追求独立人格及自我价值等精神的肯定赞扬,并以此自期自许。他更进一步推崇以“上古之俊公子”身份而行侠义之实的孟尝君、信陵君等人,赞美他们“飞仁扬义,腾跃道艺,游心无方,抗志云际,陵轹诸侯,驱驰当世,挥抉则九野生风,慷慨则气成虹霓”的精神风采。[2] 曹植的游侠精神气质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而成的,首先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的社会问题和他自身的功业意识。侠产生的一个基本条件是王室衰微,纲纪废弛,建安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士人前途命运未卜,于是在人们心中自然渴望有拯世救难的侠义英雄出现,救民于水火,助士人于困厄。而这种侠义英雄的救世之功同曹植的功业指向相一致。司马迁就曾说:“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3]游侠的人格理想和自我价值与曹植的心理期待是极为合拍的,乱世中的社会问题激起了他的救世热情和功业理想,常常渴望着“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流金石之功” [4],因而他对游侠的作风极为向往。 其次,曹植的自身性情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原因。汉末建安时代,儒道既衰,各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这是一个自我意识大觉醒的时代,是一个洋溢着无比热情和浪漫的时代。世衰乱离,激起了士人的建功立业的热情;而思想解放,自我意识觉醒,引发了士人通脱任气的个性。作为才华横溢的贵胄公子,曹植处在这种环境中更是养成了率意任性的浪漫豪侠作风,非常向往古游侠那种任随心性,来去自由,不受任何拘束的独立人格,常常“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5]他私闯司马门,醉酒不能解救曹仁之围,斗鸡走马,纵酒使气等行为皆有侠客之习气,并常以此自赏。 还有一点,即曹植自身的遭遇使得他更加仰慕向往古游侠的精神风范。司马迁向往游侠,为游侠做传,有一种很重要的心理期待,所谓“缓急,人之所时有也” [6],在遭遇李陵之祸,而左右亲近不为一言的窘境中,内心愤懑,自然期待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之士出现,救自己于困厄。于是感叹:“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作游侠列传第六十四”。[7]这种心理在曹植身上再次产生了影响。曹植由于自己的不拘细节,任酒使气,失去了曹操宠信,曹丕称帝后,他虽也常怀报国之志,抚剑东顾,结果却是不断遭到压制打击,曹睿即位后,这种情形更加严重。因此曹植时时向往着古游侠的独立自由,处在动辄得咎、身如圈牢之养物” [8]的环境中,就更加渴望侠义之士了。 正是由于曹植对古游侠的无限向往,使得他在自己的行为中时时表现出游侠般的精神气质。曹植的这种游侠精神气质在其文学创作中表现得非常鲜明,除了《七启》外,他更以极富才情的诗笔塑造出了经典化的侠意象,他的咏侠诗为中国古代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园地,这也是他对侠文化作出的最重要的贡献。 二、曹植诗中的侠士形象 曹植所生活的建安时代处于东汉末期，这是继东周、秦和西汉末期之后又一个社会动荡、风云际会的时代。此时侠客纵横、侠风盛行，侠的行为方式和道德准则对上层社会，尤其是对青年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史书记载，曹操、董卓、袁绍、典韦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