犀利姐陈文茜.docVIP

犀利姐陈文茜 　　犀利姐。这是记者对台湾著名主持人陈文茜的第一印象。 　　说话直接，毫不客气，指东打西纵横捭阖，思路清晰滔滔不绝，也难怪李敖称她为“我所见过最聪明的女人”。 　　3月25日，她迎来了自己57岁的生日，可是和她对谈，你会有一种错觉，似乎她还是那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作为台湾政坛中的风云人物，在台湾政坛摸爬滚打数十载，从民进党的宣传部主任到愤然退出民进党，起起落落，看尽其中的猫腻，陈文茜点评那些台湾政坛的大佬，嘴下可从不会留情。 　　这一次到上海，陈文茜是为她的新书《树，不在了》签售。“树不在了，但新的树在哪儿？”陈文茜在序中提出了这样一个奇怪的问题。树，在这里指的是人类曾经积极拥抱过的两棵参天大树：“资本主义”和“全球化”。这两棵遮天庇荫保护的大树，却在一场金融海啸面前叶落花残，呈现枯萎之态。 　　怎么办？树，还在吗？当老树已凋残，遮蔽我们众人安然的新树，又在哪儿？ 　　如果你以为陈文茜的新书是一本心灵鸡汤类的随笔集，那就大错特错了。那个曾经在街头激情演讲的年轻人虽然退出了政坛，却仍然关心着社会发展的运态，在书中，依然像街头一样犀利。 　　飘零的种子 　　《新民周刊》：你的外公何集璧曾参加共产党，也参加过“二二八”事件，在国民党执政时期有没有受到迫害？ 　　陈文茜：非常严重的迫害，他当时的心情很痛苦。所以我写他的文章，题目是“飘零的种子”。他出生于甲午战争之后的富商家庭，当时台湾割让给日本，他家里人希望他去日本念医生，他不愿意成为二等公民，到了日本跳船往中国大陆跑，第一站来到上海。之后又去北大，在北大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他的富商爸爸听说他参加了共产党，骗他说自己死了，发了个讣闻让他回台湾奔丧。他一回来，他们家人就把他扣留。1931年大萧条之后，他在台湾建立了文化协会，他的立场还是替当时失业的劳工争取权益，文化协会的大会宣言也是他写的。当时他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办了一份杂志叫《台湾文艺》，这是台湾第一份文化杂志。由于他是士绅出身，当时反对日本人的台湾人也分成右派和左派两个阵营，他属于调和者。为什么？因为他是有钱人的小孩，士绅都挺他，但他的老板是左派。所以他就到山上找了一个在山上砍柴的文学家，就是杨葵，来做《台湾文艺》的总编辑。 　　等到二战结束，国民党来台湾的时候，他是很欢迎国民党的。我妈妈还记得，当时他带着全家的小孩，穿着皮鞋，家庭条件还是不错。只是后来，国共战争把整个台湾都卷入通货膨胀，经济很差，去台湾的军队，素质又很不好，基本上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民众就起来抗争。“二二八”之后，他被抓去坐牢。按理说他不是枪毙就应该给关很久很久，因为他涉入这么深。当时整个台中的左派，就在我们家酒楼的二楼开会。我外公家原本是开纺织工厂，他就开了个酒家，当时的文人喜欢在酒家里聚会，有点像当年的秦淮河畔。他用他的酒家来掩护这群人的活动，这是很严重的罪名。在那个时候，没什么罪名的人都被杀，他被抓也是很自然的事。 　　怎么办？只好用钱贿赂，还好国民党有贪官，我们家把整个纺织工厂都给他，将我外公定为精神病人，送到精神病院强制关押了好几个月才让他回家。从此他就落落寡欢，沉默寡言，又感染了肺结核。肺结核会传染，他似乎成了家里的一个不祥之物，家里所有的小孩都与他保持一定距离，说起来是为了保护孩子，可是那种不祥的感觉，好像超越了病菌。他经常会在夜里哭嚎、尖叫，害怕有人抓他。他也很自责，因为他的好朋友都在坐牢。 　　《新民周刊》：后来你到台湾大学读法律系以及之后的从政都有受到你外公的影响？ 　　陈文茜：他给我的影响，就是：社会就是我的职业。刚开始考法律系出于社会抱负，后来才知道，法律系根本不是那么回事。loyal跟个买办差不多，人家付你钱让你去办事，所以我很快就离开了。我去了当时最大的报纸《中国时报》副刊当主编，开始与民主运动有关系。当台湾开放党禁之后，我就加入了反对党。 　　我们这些人与政治的关系，其实是理想主义的关系。所以当政治变成权力计算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离开政治的时候，所以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其实所有的问题都问错了，他要知道我们参与政治的原因，跟别人不太相同，对我们来说，政治是你如何投入、建构一套制度的行业。当这种理想建构到一定程度，一定会遭遇世俗化的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与世俗政治格格不入，那也就是你要离开的时候。不管你能力多强、名声多好，你占了怎么样的位置，政治的中心和你的价值观就已经格格不入了。 　　《新民周刊》：你是觉得所有的政党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还是仅仅只是台湾的窘境？ 　　陈文茜：不管什么制度的政党，一党独大的像新加坡，或者是美国似的民主，收买政治都很严重，政治家要讨好老百姓。在讨好的过程中，它和社会发展的大方向就会不同。浪漫主义者从政本身就是浪漫主义者自己的悲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