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特里奇艺术很蠢但非常有趣.docVIP

肯特里奇艺术很蠢但非常有趣 　　 　　黑裤子、白衬衫的威廉?肯特里奇上身前倾，白色的眉毛之间锁着雾，眼神透着长久的沉思。当他不说话时，习惯右手撑着下巴，嘴唇抿着，法令纹自然撇成一个小八字。内敛的性情并不妨碍这位南非艺术家的表达。说到兴奋时，他会伸开双手，做出夸张的比比划划。 　　这是肯特里奇第三次来到中国这座“庞大的齐柏林飞艇”。在我们采访的前一个晚上，他在天安门看到的图景正是复杂中国的缩影――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挤成一堆，“古代的皇家建筑，1950年代的艺术，还有充满现代气息的大屏幕，三者有对比也有融合，令人印象深刻。” 　　6月26日于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以下简称UCCA）开幕的展览“威廉?肯特里奇：样板札记”，展出了肯特里奇从1988年到现在的多件重要作品及其特别创作的《论样板戏》。 　　2012年起，肯特里奇开始了他对中国近代历史和文学的独立研究。他阅读鲁迅小说集、史景迁的《天安门》、余华的《十个词汇里的中国》等等。其中鲁迅最能引起他的共鸣。“他的文字带有敏感性，有现代主义的感觉，跟传统的中国写作是不一样的，不是那种革命式的修辞的写法。他的小说中有一种荒诞感，逻辑分崩离析，充满对世界的嘲讽。” 　　后来他看来“八个样板戏”DVD套装，被样板戏所传达出的“历史悲怆感”打动。“这种悲怆感产生于戏中的乐观主义与戏外的我们共同所知的悲剧。这种在希望和希望破灭的两级中的平衡。”他接着说，“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都既有其荣耀又有其耻辱。人们不愿意提及某些事，因为那些事让人觉得尴尬。南非也是一样，有让我们既荣耀又耻辱的历史。” 　　在肯特里奇的眼睛里，疑惑似乎永远多于答案。他问我：我更想知道，你们父母会告诉你们“文革”的故事吗？他对人们的“选择性记忆”很好奇，“你们这么尊敬毛泽东，但关于他的一部分历史你们却想装作没有发生过。” 　　他反对知识分子对话语权的绝对占有。他说：“我开始做艺术的时候，创作的主题都是直接与政治相关的，包括海报标语等。后来我发现我一点也不知道观众真正看到了什么。试图替他人思考是妄自尊大的表现……我的出发点不再是我已经占有了知识的话语权，而是我的无知。” 　　UCCA馆长田霏宇想过，以“文革”为创作主题是不是“太俗了”，“人们会觉得，外国人不都是对中国那些历史感兴趣吗？”但他最后看到的《论样板戏》“脱离了俗的一面”。比如影像中闪动的“文革”标语变成戏谑、暧昧的语言。“切勿奔放”、“切勿精良”，“有点好玩、有点戏谑，我们害怕盲目地批评、扭曲或挪用‘文革’时期的口号，最后做出来还是有意思，并不别扭，而是很微妙。” 　　在这部三频影像中，芭蕾舞者达达?马斯洛头裹红头巾，腰系红腰带，挥动红旗或舞动猎枪，演绎了一场足尖之舞。她的身影覆盖在不断变换的背景上：中国、世界地图、“文革”海报、笔记。田霏宇认为，影像最妙的还是配乐――融入爵士元素的国际歌，延伸荒诞感的同时充满幽默的活力。 　　这些日子每天工作完，白头发、微胖的肯特里奇就四处询问妻子在哪里，然后带妻子去“好的咖啡馆，吃好的食物”。“他们更像是相濡以沫，似乎都没有被城市的气息、物欲的气息所影响，像生活在乌托邦世界。”UCCA工作人员陈灵说。 “样板札记”展览现场 逃离父亲 　　生于1955年的肯特里奇走上艺术道路的动机听起来很“西方化”――逃离父亲。他出生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的犹太律师家庭，父母都是为黑人辩护的“南非白人”律师。1958-1961年间肯特里奇的父亲悉尼?肯特里奇爵士曾担任纳尔逊?曼德拉的辩护律师。幼时的肯特里奇想过，要找到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就必须逃脱父亲的“逻辑”，“我爸爸是律师，很注重逻辑。在摆脱父亲的“逻辑”中我找到自己的方向。艺术则更多依靠直觉、情感，找到边界，以及更多开放的可能性。”他又和父亲一样“追求正义，只是用不同的方式”。有趣的是，现在他的女儿也成为律师。 　　分裂而扭曲的现实裹挟着肯特里奇的成长：他是南非反对种族隔离的白人，还是犹太人。复杂身份所带来的不安也成为他创作的动力之一。尤其是他的早期作品，更多折射了私人化的困境和情绪――他在约翰内斯堡的种族隔离时代末期及之后所经历的痛苦挣扎。 　　肯特里奇成名晚。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苏荷?埃克斯坦”系列素描动画短片才为近四十岁的肯特里奇赢得了巨大名声。这些短片中他以近现代约翰内斯堡私人采矿业的严酷现实为背景，叙述商业巨豪苏荷、他的妻子以及却整天做白日梦的菲利克斯?泰特鲍姆之间的故事。在田霏宇看来，苏荷和菲利克斯就是肯特里奇的两面：一面是权力的受益者;另一面是浪漫、沉溺形而上思考的情绪化个体。 　　从一开始他就对叙事不太感冒，而是乐于观看时间的流动感，着迷于“炭笔画带来的转瞬即逝”。在他并不算宽敞的工作室里，他先画一个画面，然后擦除其中的几处，再重新画上，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