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文化与数学教育访张奠宙教授.docVIP

数学文化与数学教育访张奠宙教授 张奠宙教授简介： 浙江奉化人。1933年出生。1956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数学分析研究生班。1986年任教授。 1999年，当选为国际欧亚科学院的院士成员。 1995年至1998年，曾任国际数学教育委员会执行委员。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进入世界数学教育的领导机构。 长期担任数学分析和函数论课程的教学。著有《现代数学与中学数学》、《数学教育研究导引》、《数学方法论稿》等著作10余种 在教学之余，从事现代数学史研究。有《20世纪数学史话》等著作 现任教育部师范司高师教学改革指导委员会委员，《高中数学课程国家标准》研制组组长。1995年获全国优秀教师奖章。1997年获全国教师奖（曾宪梓奖）一等奖。 数学研究领域为泛函分析。在《中国科学》、《数学学报》、《数学年刊》等一流数学杂志发表算子谱论的论文，有《算子组的联合谱》专著。 并有一批论文（英文）在《mathematical intelligencer》等杂志发表。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笔者与叶中豪先生拜访了数学教育家、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张奠宙先生。茶香、书香四溢，不久我们就切入了正题。 张奠宙（以下简记为ldquo;张rdquo;）：近来我十分关注数学文化，一直在思索如何营造优秀的数学文化。 数学文化的形成需要相当长的过程。我国现代数学起步于20世纪初，到2002年有实力举办国际数学家大会，经历了近100年。 数学文化离不开社会文化的滋养。举一个例子，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的北京天津，传统文化的底蕴深厚，出了很多好的数学家；在南方的杭州、温州，受西方文化的影响，也出了不少好的数学家。但商业文化最发达的上海，却并未孕育出多少数学家。 沙国祥（以下简称ldquo;沙rdquo;）：西方文化中的数学，具有明显的理性特点。 张：这是古希腊的ldquo;奴隶主rdquo;民主的产物。由于奴隶主之间彼此平等，所以需要ldquo;证明rdquo;和说服。于是，ldquo;对顶角相等rdquo;虽然看起来十分显然，但仍然用ldquo;等量减等量，其差相等rdquo;的公理加以证明。中国古代有灿烂的数学成就。主要典籍是《九章算术》。那是数学家向君王提出如何丈量田亩、征取税金、摊派徭役、计算土方rdquo;等实用数学问题的总结。在这样的君臣不对等的政治环境下，ldquo;对顶角相等rdquo;是没有用的。所以说古希腊和古代中国政治文化决定了两种数学文化的走向。 沙：现在的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中，对几何证明的要求降低了。 张：不同的人学习不同的数学。对多数学生，关于证明的要求不必过高，但对优秀学生，这方面应当加强。项武义教授指出，中国数学教育要强调理性精神。 沙：公理化重要吗？ 张：公理化思想重要，但不是数学的核心。1970年前后许多西方发达国家的ldquo;新数学rdquo;运动，将活生生的数学等同于逻辑、公理体系，结果失败了。不能认为数学就是逻辑。那是把光彩照人的数学女王，在x光照射下变成了干巴巴的骷髅。数学还是要依靠猜想和想象，逻辑只是保持数学健康的卫生规则（大数学家h weyl语）而已。 沙：有时，人们将猜想、探索过程看得太简单，如由22-12=3，32-22=5，42-32=7，middot;middot;middot;middot;middot;middot;猜想一般的规律。 张：我指的是创造性的想象。例如由一次方程到二次方程的求解，自然会问三次、四次方程如何middot;，五次方程是否有根式解，超越方程、微分方程hellip;，每一次扩展都是全新的数学视野，需要新的概念和架构。 沙：怎样使数学变得有血有肉？ 张：应该直面原初的现象或数学问题，从中引出数学的思想方法。如概率论起源于对赌金期望值的研究；控制论的产生，与实战中对火炮控制的需要有关，并且得益于神经系统反馈机制的启示；信息论肇始于通信技术中有效信息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香农发现信息与概率有着密切的联系。晚近的小波分析，混沌理论，分形数学，金融数学技术等等，都起源于实际问题。黎曼猜想、歌德巴赫猜想等也是原始问题。 沙：钱学森认为，数学不是个别人的技巧，而是一种眼光、一种看法。例如，比赛评分中去掉一个最高分、最低分，可以用统计的眼光去看。我们再谈谈数学教育改革。教育上的事情也许ldquo;新rdquo;的不一定都好。 张：教育是文化现象的一部分。外国的东西不宜照搬。我国有科举考试文化，严谨的考据文化，熟能生巧的教育文化，善于计算的数学文化等等。我国数学教育有自己的优势，如重视数学ldquo;双基rdquo;，注重ldquo;启发式教学rdquo;、ldquo;变式教学 rdquo;。这些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