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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波未了：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址”申遗 　　6月28日至7月8日，第39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简称“世界遗产大会”）在德国波恩举行，大会因中日韩本年度申遗都各有所获而备受舆论关注，中国土司遗址、韩国“百济历史遗迹地区”和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址”均入选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然而，本次日本申遗伴随着诸多复杂的政治因素，引起了中韩对历史伤痛的回忆，从而使问题的焦点超越了世界遗产大会发放的“大礼”。在日本申遗过程中，日韩外交纠葛贯穿始终且余波未了，中韩与日本的不同历史观在“明治工业革命遗址”申遗问题上产生了激烈碰撞。 　　寻找理由、精工细作、外交努力 　　日本“明治工业革命遗址”，全称为日本“明治时代的工业革命遗产?九州、山口及相关地区”，大体涵盖日本1850年至1910年的工业革命遗址，遍及长崎、福冈、佐贺、熊本、鹿儿岛、山口、岩手、静冈等八县，包括煤矿、造船厂、钢铁厂，如日本长崎县军舰岛“端岛碳坑”、三菱长崎造船厂等23处遗址。日本此次申遗之所以能够成功，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原因。 　　首先，寻找“适当的”申遗理由。5月4日，日本向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机构申遗，从日本方面给这个项目最初拟定的名称，即“九州、山口的近代化工业遗产群――非西洋世界的近代化先驱”中即可看出端倪，即使在其修订后的申遗文本中，也直言不讳地强调日本是“非西欧地区最早的工业化国家”，因此申报这个项目具有“世界史意义”。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在2013年9月17日举行的记者会上是这样解释申遗理由的：“（遗址）体现了日本成为制造业大国的历史，并且涵盖了岩手县釜石市的遗产，若申请成功将对（3.11大地震）灾后重建援助做出巨大贡献。”由此可见，日本的申遗理由一是强调日本是非西方地区最早的工业化国家，二是追溯日本昔日的辉煌历史，即曾为世界史上的“制造业大国”。此遗址的挖掘似乎要说明这段历史留下的“光辉记忆”。 　　实际上，日本明治维新的背景是，1854年，美国东印度洋舰队用武力敲开了日本闭锁两百多年的国门，随后西方列强陆续涌入日本。日本通过各种信息源获知印度的殖民结局和中国在西方压迫下日益衰败的状况，为免重蹈覆辙，在江户幕府末年就开始了小规模的变革，期间一大批日本精英人士游历海外考察学习。1968年明治政府掌政后，意识到日本与西方的巨大差异，推出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兴国政策，民间则掀起一场旨在吸取西方近代思想和制度的启蒙运动和自由民权运动，上下共同努力想把日本建成一个可媲美西方文明的近代强国。 　　其次，对申遗项目“精工细作”。具体而言，一是切割时间段，规避负面因素。日本明治天皇于1867～1912年在位，日本此次申遗也是以这个时间段为依托，以规避殖民朝鲜半岛、发动侵华战争的负面历史。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相关成员国支持韩国主张，认为遗产群在时间上是一个整体，建议日本“全面陈述所有的历史”。日本不得不放弃强硬态度，派遣部长级高官和特使赴多国游说，并与韩国围绕强征劳工是否表述、如何表述的问题进行谈判。之后日韩共举行了四次磋商，但由于日本态度消极，双方始终未能达成协议。甚至到大会开始后，因双方僵持不下，世界遗产大会临时决定延后审议日本申遗项目，以给双方至少24小时的时间来解决分歧。考虑到自己的世界遗产委员会成员国身份即将于2015年底到期，日本最终决定让步。二是模糊内容，巧立名目。复旦大学徐静波教授认为，日本明治维新的所谓“工业革命”，并非如英国那种原发性、创造性的产业革命，而是模仿、学习西方近代技术和模式，在其本土进行的一场有计划、有步骤的“近代产业的培育和建设工程”。这次大规模的近代产业培植、营造和发展过程，最终使日本在19世纪后半期实现了向近代国家的转型。日本的产业培育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先由政府筹集资本，建立各种官营企业，然后在1880年前后，又陆续出售给三井、三菱等财阀，实现民营化。另一种是由陆军省和海军省主导的军工企业，这在明治中期以后更为突出，如1896年建造的八幡制铁所，其冶炼的钢铁主要供应政府的军需。这些与军工相关的产业，使日本近代产业发展从一开始就被烙上了对外扩张的军事色彩。因此，日本申遗项目只强调遗址的“产业”性，难免以偏概全，不能真实反映历史。 　　再次，进行多方外交游说。为确保申遗成功，从5月8日起至7月前，日本分别向相关国家派遣了内阁府、外务省、文部科学省共七名副大臣和大臣政务官，其中内阁府副大臣平将明和外务副大臣城内实造访了德国、波兰、芬兰、塞尔维亚、哥伦比亚、印度、越南等十国;外务副大臣中山泰秀访问了牙买加;外务省大臣政务官?Q浦健太郎出访了卡塔尔、黎巴嫩、阿尔及利亚、菲律宾等国。这些游说官员是以首相特使身份出访的。另外，日韩于5月22日在东京举行了相关政府间对话，日本要求韩国冷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