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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意义和价值 　　编者按：庄士敦（1874―1938），英国苏格兰人，毕业于爱丁堡大学和牛津大学，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的外籍老师，是一位地道的“中国通”。本文选自庄士敦于1933年在布里斯托尔大学所作的题为《儒学与未来的中国》的演讲。虽然时隔八十余年，其观点和思想对当今人们认识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仍有借鉴和启发意义。左为庄士敦着清朝服饰照片。 　　儒家思想一向乐于从其他思想体系中，比如佛教和道教中汲取营养。有时，人们在谈到道教、佛教的一些思想融入儒家思想这件事的时候，似乎感觉很不光彩，好像儒学有剽窃的嫌疑。但事实却是，道家学说与儒家正统学说具有很强的协调性，它能够进入儒家思想并被后者吸收，本身就表明儒家思想具有高度同化和吸收其他思想的特质。就如同基督教有资格、有能力把新柏拉图哲学纳入自己的体系一样，儒学也具有吸收其他思想体系中的优秀成分的资格和能力。可以确信的是，儒家思想如果想要在当今中国生存壮大，这种特权就必须保持和延续下去。 　　如果那些忠诚的儒学家们希望孔子继续保有他坐了两千多年的至圣先师宝座的话，那么他们就应该按照另一个完全不同的导师――卡尔?马克思――教导其追随者的话去做：“他们必须对儒学加以梳理，分清哪些内容已经僵死，不再适应今日的形势;哪些内容仍然具有活力，仍然具有成长和适应现实的能力――而这是真正有生命力的事物才具有的特性。” 　　我坚持认为儒家思想就是这样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事物。对于儒学中是否真的存在已僵死的内容，我深表怀疑。但如果其中确实存在这样的内容，就应当毫不犹豫地将其抛弃。 　　儒家思想完全有资格被称为中华民族的“伟大传统”。这个词是W.R.英奇博士在谈到欧洲的基督教―亚里士多德―新柏拉图传统时所用的。 　　儒学是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并使中国成为当今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度之一的最主要因素，想否认这一点无疑是徒劳的。在上个世纪里，中国也曾沉沦落后，但是，仅仅把视野局限在中国那些灾难时期，而无视汉、唐、宋时期的中国是何等辉煌，难道这样是公平的吗？为什么单单拿今天（编者按：指国民党统治时期，下同）混乱、屈辱的中国作为标准来评判儒家思想，而不是以在17世纪得到文明但欠发达的欧洲国家热情赞扬的安宁繁荣的中国为评价标准呢？谁敢迷信中国除非抛弃儒家思想，否则将永远不会再恢复其往日卓立于世界的辉煌？ 　　如果说儒家思想是邪恶的，不利于一个充满活力的民族健康成长，那么为什么在很久以前，欧洲的现代国家尚未形成的时候，中国没有被其毁灭掉呢？如果说儒家思想是一剂致命的毒药，那我们又如何解释当这剂毒药用在中国身上时，其效果却简直像是一味益寿延年的灵丹妙 　　药呢？ 　　在那些战栗着思考当今欧洲国家的悲惨境地，并对今天西方文明面临的巨大威胁有所察觉的人当中，有许多人宣称“基督教已经失败了”。对于这样的言论，人们自始至终回之以义愤的反驳：“基督教没有失败：它从来没有接受过验证。”但是，同样是这些为基督教作辩护的人们，却过于急切地断言说“儒学已经失败了”，还说今天中国的境况就是证明。那么这些人是不是准备说，儒学在中国受“验证”的程度，要远远高于基督教在欧洲受“验证”的程度呢？毫无疑问，如果每一个基督教徒都严格遵循基督教的教义，那么在信奉基督教的个人之间、国家之间都将充满完美的和谐与善意，今天的西方世界也会处处充满博爱。但我们同样可以说，如果每一位所谓的儒家信徒都遵循儒家学说行事，中国在好多个世纪之前早已经会建立起“仁政”的伟大目标，并且实现“王道”的崇高理想了。基督教没有失败是因为它尚未经过检验，如果说这种说法是合理的，那么，这一说法也同样适用于儒学，以及其他几种引领误入歧途的人性，并使精神得以升华的伟大宗教伦理体系。我记得尼采曾说过，世界上有且只有一个耶稣，就是那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那世界上是不是有不止一个儒学家呢？我们也许有理由怀疑世上是否有过一个儒学家。其实，理论和现实之间往往存在巨大的鸿沟，不论是在信奉基督教的西方，还是在信奉儒家思想的东方，都是如此。 　　前不久，在历史不长的一个大国里，一位当代的智者称，尽管中国的官场臭名昭著，但是比起其他任何国家来，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也许更为牢固，这一事实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具有如此长久的生命力”。他接着说到，中华文明的确带有许多严重的缺陷，但“很有可能在这种文明中蕴涵着某种神秘的力量，只要中国人牢牢抓住他们的‘领航员’――儒学传统中的精华，就不必惧怕来自西方的压力”。这段话充满了智慧，值得那些轻易就想抛弃自己精神源泉的中国人深思。 　　几年前，一位名人也曾经在这个讲座中讲过同样充满智慧的话。亨利?纽伯特爵士在他的演讲的开头这样说：“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必然有自己的领土，这块土地边界清晰但却广阔，经过长久的占有和耕耘，具有进一步开发和增产的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