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什么说罗典是“湖南孔子”？.doc

凭什么说罗典是“湖南孔子”？ 　　就科举制的弊端而言，是引导学子死读书，只会应试，成为迂腐之学究，用今天的话就是高分低能。但罗典却破壁而出，化腐朽为神奇，使日趋僵化的科举制成为培养人才的一个有效途径。培养出的学生既高分又高能，创造了晚清湖湘英才引领中华的奇迹――不破体制而有如此作为，实在是具有大智慧的。 　　说罗典之前，先来聊聊号称“中国第五大发明”的科举制度。 　　1905年以前，科举是中国平民求得显贵发达的主流途径。 　　作为国家制度安排，科举制度具有成熟性、稳定性、安全性和相对公正性，在科举面前人人平等，并非一句空话――至少不完全是空话。 　　只要认真研究史料，就不难发现，千年以来，科举可谓国家最庄严隆重的事件之一，各级考试，都是当地主官领衔负责，到了殿试，皇帝成为最高负责人，还要亲自阅卷，确定三鼎甲进士并召见勉励。 　　科举程序设计之严密，作奸犯科惩治之严厉更令人惊叹――科场舞弊是杀头的重罪，不仅参与舞弊者要掉脑袋，就是考试地区的行政主官，也要受到革职的严厉处分。 　　清代湖南著名的傅进贤舞弊案就是明证――此案就是本文主人公罗典拍案而起揭发的。 　　通过科举改变命运，成为中国平民千年的期盼和奋斗方式，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在火热的高考现象中，感受到科举制的生命力。 　　区别在于，如今不会有国家领导人接见鼎甲考生，对舞弊者的处罚要宽容些，至于当地主官更是无须责任担当。这叫人心不古还是与时俱进，说不清。 　　当代，湖南是中国的高考大省和强省之一，体现出湖湘的教育实力。其实，清代以前，湖南的科举业绩根本拿不上全国桌面，说出来只能让湖南人脸红，不谈也罢。 　　湖南人的科举业绩是在清代才突然崛起，后来居上，令人刮目相看的。细细分析，可发现，其实就中举进士的士子数量而言，清代湖南虽然较前朝有所提升，也不至于令人瞠目――令人震惊不已的是科场高中者的质量。 　　清代以来，湖南科举是以巍科士子大批涌现为靓丽风景的。 　　所谓巍科士子，就是在科举中，在全国名列前茅的考生。 　　统计表明，清代湖南的巍科士子达20名，其中鼎甲人物13名，业绩全国排第七名。 　　而且这些巍科人物基本上是嘉庆十年（1805）以后涌现，要是以同样的时间段划分，湖南科举的巍科人物业绩可望进入全国三甲之列。 　　清代湖南进士占全国进士之比约为百分之三，可是巍科进士者的统计近百分之十。 　　通俗地说，湖南人才是以尖子取胜。 　　要是就湖南进士者的作为看，更不得了。湖南科举进士者中官居总督、尚书、大学士的达14人，历官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的有10余人，任六部侍郎、员外郎、郎中的达40余人，有所谓“中兴将相，十九湖湘”之说，对清朝政局起到了控制性的重大影响。 　　也就是说，湖南的科举人才，不仅是考场英杰也是社会英杰，历史英杰，是货真价实的人才。 　　形成湖南英才辈出的局面，有多种原因，其中不可忽略的重要原因就是教育。 　　而说到教育，就必须说到岳麓书院和罗典。 　　不逊孔子七十二贤人 　　岳麓书院兴于北宋，有千年历史，号称中国四大书院之首。 　　张轼、朱熹、王阳明、王船山等大儒都为书院的发展建立过殊勋。可是就人才的培育而言，到了清代才井喷似地涌出。 　　只要查阅湖南英才的学历，就不难发现，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岳麓弟子，而且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岳麓弟子都和罗典密切关联――或者是罗典的直系弟子，或者是罗典学生的直系弟子，即罗典的再传弟子。不严格的说，都可称为罗门弟子。 　　2015年5月，岳麓书院组织主办“湖湘文化十杰”评选活动，邀请唐浩明、郑佳明、朱汉民、王鲁湘等湘籍知名文化学者担任活动总评委，同时邀请10名湘籍学者和公众名流担任推选委员，评选出在数千年历史上对湖湘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十大杰出人物。 　　“十杰”候选人有36位，除了罗典本人，从屈原到蔡和森，历史跨度二千多年，其中有9位候选人都是罗典的门生（辈），占了三分之一。 　　要是只算清代人物，有百分之七十是罗门弟子。可以说，岳麓弟子中最为显赫的一批英才人物，都是罗典执掌岳麓书院以后涌现的。 　　有人说，罗典是湖南的孔子，虽说有些溢美，但也并非空穴来风。 　　罗典执掌岳麓书院27年之久，直系弟子达数千人，载入史志的显通者达数百人，这些弟子就功业论，确实不比孔子的七十二贤人逊色。 　　回到本文，我们不说陶澍、贺长龄、曾国藩、左宗棠这些叱诧风云，功业显赫的晚清大吏，只说说罗典弟子中两位科举鼎甲人物彭浚和胡达源。 　　彭浚，嘉庆十年殿试状元，授翰林院编修，掌修国史，担任过道光皇帝的老师以及多届科举大试考官。 　　“屡掌文衡，得人称盛”，“分校礼闱，前后五鼎甲皆出其门”，也是世人称道的大教育家。民间和史料关于彭浚为官清正的传闻和记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