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铸久的围棋人生棋手是那时的励志榜样和“高富帅”.docVIP

江铸久的围棋人生棋手是那时的励志榜样和“高富帅” 　　江铸久的工作室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座写字楼里，大门上贴着的一个“?”字，低调地显示出这里的不同。“这是‘棋’的古字，围棋棋盘最早是石头做的。”江铸久解释说。 　　工作室的墙上挂着江铸久手书的《围棋十诀》：不得贪胜、入界宜缓、攻彼顾我、弃子争先……势孤取和，讲的是围棋的精意也是做人的道理。每个周末，这里都会有二十几个孩子来学棋。这些孩子学习围棋的基础和环境是江铸久那一代棋手所不能比的。 　　1962年，江铸久出生于山西的一个围棋世家，祖父是名热爱围棋的老中医，山西的众多好手都是他的学生。江铸久称自己是“野路子”。“严格地说，中国的很多棋手都不是科班出身。因为那时候没有围棋教育，我们都是自己琢磨，好多觉得自己基本功扎实的人，回过头来看也不行。” 　　江铸久学棋的最初动力是参加围棋队可以吃饱。“我家四个孩子，我排行第三。家里很少吃馒头，窝头都是切成片的，粥也熬得很稀。参加围棋队，忽然有了补助，可以每天吃一个二两的馒头，窝头管够，觉得太棒了。” 　　12岁时，江铸久参加全国围棋比赛，获得儿童组冠军，后进入山西省队训练比赛。1978年，被选入国家队。在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江铸久连续击败依田纪基、小林觉、淡路修三、片冈聪和石田章，一战成名。他的妻子芮乃伟是围棋历史上第一个女子九段棋手，曾在第二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上担任先锋，取得两场比赛的胜利。 　　对于今天学棋的孩子来说，30年前的中日围棋擂台赛只是遥远的故事，对于江铸久却是刻骨铭心的记忆。 　　《国家人文历史》杂志（以下简称《国历》）：您当初是怎么入选参加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的？ 　　江铸久：前面几个人好选，根据国内比赛成绩，聂卫平、马晓春、刘小光、曹大元，很快就定了。30岁那拨人里面就聂卫平一个厉害的。我国内成绩一般，对日成绩特别好，据说定我的时候是因为这一点。我们这几个人都不是比赛选的，因为当时成绩好的就这几个人，就是全部家底。 　　《国历》：擂台赛这种形式在围棋比赛中常见吗？ 　　江铸久：有过，但是不多见。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比赛是当湖十局，清代两个最厉害的高手比了十盘棋。日本在德川家康时代，就请围棋下的最好的门派在幕府里公开比赛，获胜者享受大名待遇，每年10万石大米，相当于省部级。后来形成了以本因坊一门为主线的围棋四大家族，可以说围棋在日本已经有400年的职业化历史。 　　在中国，围棋从历史上就是贵族、知识阶层在玩，劳动人民不太懂。关于围棋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很可能是帝王发明的、为了让继承者聪明的工具。作家阿城的看法是，即使是在贵族当中，也只传给那些辅助帝王的人，比如帝师、巫师等等。发展到唐朝以后，围棋变成一个游戏。晚清民国一直到1949年以前，中国人是下着玩的，光靠下棋养活不了自己。新中国成立以后围棋能有所发展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的举国体制，改革开放以后发现，没有举国体制，市场经济下也运作得不错。 　　《国历》：20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的围棋人口各有多少？擂台赛之后，中国的围棋爱好者增加了多少？ 　　江铸久：围棋人口有两种统计，包括“特别爱好者”和“知道围棋的人”，当时这两种加起来在日本占总人口的比例超过1/10，有1000万，后来在比例上超过日本的只有韩国。那时候，我国下围棋的人非常少，山西是围棋底子很薄的省份，比我下的好的就是我哥。擂台赛以后，发展最多的人群是大学生，20世纪80年代后期上大学的那拨人多少都了解一点围棋。李克强总理也是大学期间学的，他是业余三段，在讲话中经常会引用围棋术语。 　　《国历》：在擂台赛之前，您对日本棋手有多少了解？和他们比赛，有信心吗？ 　　江铸久：1978年，我刚到国家队的时候，我们了解日本围棋的情况还不方便。因为《读卖新闻》《朝日新闻》上有日本围棋比赛的消息，棋院每个月派政治上可靠的人去新华社剪报，我就经常被派去，从体育馆路骑车到宣武门。 　　中日建交后，日本围棋界一直支持和帮助中国围棋界的发展。1974年开始，《读卖新闻》办了一个友谊赛性质的比赛，每年的比赛场地在两国轮换。1980年，我和曹大元、杨晖去了，算是去了新人。 　　出国之前要学习三个半天的出国礼仪，包括置装。我们在东交民巷的红都服装店做了衣服，皮鞋是在王府井后面的特别商店买的。我记得还专门去问那些出过国的人做什么衣服，他们做的都是中山装，我还做了一身青年装。忘了在哪本书里看到的，不能穿新衣服比赛，不自在的话，容易影响发挥。我就在宿舍里穿着新衣服打谱，他们还觉得很奇怪，我也不好说是为什么。 　　擂台赛是《新体育》杂志社推动的，主编郝克强说，干脆我们来一次，看看和日本的水平到底差多少。 　　当时，无论是日本人投票还是中国人投票，都认为是我们输，觉得少输点就是赢。我们自己也觉得就是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