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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两型社会建设中环境责任保险模式的转变 　　摘 要 长株潭两型社会试验区作为环境责任保险的试点区域之一，试点推广并不顺利。本文通过观析目前长株潭地区环境责任保险发展缓慢的现状，分析模式转变的决定因素，通过借鉴主要发达国家对于环境责任保险模式选择的基础上，建议根据两型社会建设的需要采取以强制责任保险为主，任意保险为辅的保险模式：即在环境污染严重、环境风险大的行业，实行强制保险；对污染较轻的行业，政府给予积极引导，促使企业自愿投保。 　　关键词 两型社会 环境责任保险 强制性保险 　　中图分类号：F840 文献标识码：A 　　重大的环境污染事件随着粗放型经济的发展频有发生。根据2011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2011年，环境保护部直接调度处置突发环境事件106起，其中，重大突发环境事件12起，较大突发环境事件11起，一般突发环境事件83起。我国正处于环境污染事故的高发期，由于政府环境管理缺位和企业污染治理缺陷所导致的环境安全事故不时发生，通过商业手段即环境责任保险来辅助政府开展管理、强化企业环境风险管控、提高补偿百姓效率的呼声越来越高。长株潭地区作为被批准为全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对环境管理和社会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立何种模式的环境责任保险是加强环境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有利于两型社会的健康发展。 　　一、 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的试行状况评析 　　环境污染责任保险是以企业发生污染事故对第三者造成的损害依法应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标的的保险。我国环境责任保险目前主要以任意保险模式为主，即政府给予积极引导，鼓励企业自愿购买。在实际的试行推广中，形式上的积极态度与具体实施情况相差较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关键性原因在于：我国企业环保意识不高和环境责任保险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使得企业更愿意选择自身私利。例如：湖南投保的116家试点企业到2009年底续保的仅16家；再如长株潭的重点污染区--清水塘工业区，密布着200多家重点污染企业也仅有19家企业投保了环境污染责任险[2]。企业投险的被动性与政府积极的宣传力度大径相庭，多数的成功保险单都是依靠对污染企业的积极游说，叫好的事情却并不叫座。一方面，企业的环境风险管理意识淡薄，总是认为自身的环境污染风险防范措施已经到位，尽管环境风险事故时有发生，但企业总认为不会发生在自己头上，主观上不愿意投保，也没有制定环境投保的资金计划，缺乏长期、有效的保障机制。加之传统解决环境污染事故绝大部分由国家和社会承担，此种惯常的现象导致企业寄希望于政府的“包揽解决”，缺乏承担自身污染风险的意识和转移环境风险责任的动力。另一方面，我国目前缺乏推行强制性环境污染责任的法律依据。 目前以自愿投保为主的责任保险模式缺乏强制力，投保企业主要依靠环保部门的通知和要求，缺乏长期、有效的保障机制；因环境污染事故而引发的损害赔偿一度使企业与居民之间的关系紧张，严重影响社会的稳定。2008年湖南作为全国环境责任保险的试点区域之一，也在同年确定18家有色、化工、钢铁等环境风险较大的企业作为第一批环境责任保险试点重点，长株潭企业占据省内投保企业的八成以上。并在同年9月，成功处置株洲昊华农药厂氯化氢泄漏事故，成为我国环责险首例赔偿案例，对推动环境污染责任保险工作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但近几年以来，湖南环境责任险的推行整体上困难重重，相关的法律法规并未明确规定企业、机构投保责任险的“刚性义务”。而保险公司业务范围不够大，很难实现环境风险的分散和分担，导致不敢承保高风险项目。据于湖南严重的重金属污染特别是汞、镉、铬、铅排放量在全国也首屈一指，日益影响到居民的生活质量，亟需相关法律法规支持环境强制责任险的推行。 　　二、环境责任保险模式转变的决定因素――环境事故的法律风险 　　环境事故的法律风险是指在污染事故发生后，根据法律的规定，污染企业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包括企业是否需要承担法律责任，以及承担法律责任大小的风险。通常情况下，污染企业承担法律责任的风险随着法律规定而变化，法律越严格，承担的责任风险也越大，意味着企业可能需要承担的赔偿数额增加了，扩大了企业的日常经营风险。环境事故的法律风险又取决于立法中的严格环境责任和有效的环境责任司法执行效率。 　　（一）严格环境责任。 　　严格责任是指不问行为人主观过错如何，只要其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就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该原则只在法律有明文规定的情形下适用。其立法的初衷在于保护受害人利益，稳定社会秩序。在严格责任原则下，只要产生了污染后果，不考虑企业的主观过错，企业就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自然所承担责任的风险更大。环境责任保险是转移风险和责任的有效方式，理论上的严格责任是推行环境强制责任保险的润滑剂，客观上加强企业参加保险的观念。我国《侵权责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