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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解读：意义的选择李安全发表于《名作欣赏》2009年第3期。“好的文学作品总是包含着多重的甚至是开掘不尽的意义的，有的意义是可以意会不能言传，有时连作者自己也说不清楚。作品的价值是要在读者的创造性阅读中去实现的。也就是说，文学的本性决定了对它的理解、阐释必然是多元，甚至无穷尽的，而且随着阅读对象、时间、空间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经典性的作品更是常读常新，每一次新的感悟都会带来新的发现的喜悦，文学的魅力也就在于此。”（钱理群《〈雷雨〉的多重解读》《中学语文名篇多元解读》第148页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第1版）文本所蕴含的“意义”是丰富的，“文学的本性决定了对它的理解、阐释必然是多元，甚至无穷尽的，而且随着阅读对象、时间、空间的变化而不断地发展。”作为“读者”，我们在每一次解读文本时会选择和突出什么样的“意义”自然是受到多种要素的影响与限制。艾布拉姆斯在《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中提出的“艺术批评诸坐标”理论认为，艺术批评有四个坐标：作品，即艺术产品本身；生产者，即艺术家；世界，即一般认为作品所涉及、表现、反映的某种客观状态或者与此相关的东西；欣赏者，即听众、观众、读者。（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年第5～6页）可见，我们阅读一部文学作品，常常应当顾及上述四个要素，才可能较为恰当地解释它的“意蕴”。换言之，作为“读者”，我们在解读文本时，尽管可以“以心契心”，全靠自己的心性去感悟；尽管可以“裸眼读书”，全靠自己的眼光去审视；尽管可以“以自己的直觉去读，以自己的奇思异想去读”，读出自己的“哈姆莱特”；但事实上，我们又必然要受到文本的限制，必然要受到阅读的“语境”和“场境”的限制，必然要受到自身的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的限制，我们不可能是完全的绝对的“自由”解读。作为读者对文本意义的阐释，必须做出恰当的“选择”，确定我们认为最基本的、最主要的“意义”。好的文学作品常常是多义的，但是，“多义也并非有义必收：搜寻不妨广，取舍却须严；不然，就容易犯我们历来解诗诸家‘断章取义’的毛病”，“我们广求多义，却全以‘切合’为准；必须亲切，必须贯通全文或全篇的才算数”。（朱自清《诗多义举例》《朱自清全集》第8卷第208页转引自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第7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以‘切合’为准”，则是我们对文本意义进行选择的总的原则。具体而言，这“切合”应该是包含着三个方面，一是要切合文本意旨，二是要切合作者精神，三是要切合读者体验。要努力追寻文本意旨、作者精神、读者体验这三者的谐和与统一，尽管事实上是较为困难的。一、“批评的对象是严格意义的诗篇的人格”“批评的考验必然包含作者寄托于诗篇的经验价值的有效表现，也即是依赖作品从内生而外现的综合效果；一句话，我们批评的对象是严格意义的诗篇的人格而非作者的人格。”（袁可嘉《新诗现代化——新传统的寻求》原载于1947年3月30日天津《大公·星期文艺》转引自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第17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我们批评的对象是严格意义的诗篇的人格”，解读文本的要义就是要透过文本来理解和“批评”“严格意义的诗篇的人格”。这就要求读者必须尊重文本，亲近文本，“虔诚地读”，以求真正“了解原文底意义”（闻一多《莪默伽亚谟之绝句》转引自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第10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由此可见，“现代意义上的作品及批评，不必以‘作者’为中心，作品被作者完成后便自动进入另一个与读者对话之世界，作者不再能占有作品，作品可以在读者手中做任意解释，这种意义上的作者为‘writer’。现代意义的批评者在解读作品时不必回到作者，文本自身构成一个世界，而且其意义可由读者填充，在此过程中，文本意义便始终在延异之中。”（朱洪举《追体验、解码、暗道之寻找》《名作欣赏》2005年第8期第8～10页）当然，“要了解他们中感觉与思想的结合也有赖于读者根据诗篇的感觉曲线作自动的思索，任何直截了当的说明虽属可能但对于诗的欣赏终必是有损无益。”（袁可嘉《诗现代化再分析——技术诸平面的透视》原载于1947年5月8日天津《大公·星期文艺》，引自《论新诗现代化》第18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8年版转引自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第17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11月第1版）解读文本固然需要读者“自动的思索”，但是，这“自动的思索”的“根据”是文本，是“诗篇的感觉曲线”。所以，不管我们对文本作出怎样的阐释，应当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那就是必须从文本中来，必须是与文本所蕴含的文本意义在精神上贯通的，一致的，必须体现文本最基本的审美倾向和价值倾向。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我们才会非常坚决地反对对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