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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PE的春天 　　最近，资本市场发生了两件引人瞩目的事件：一是自去年6月份开始证监会实质上就暂停了新股审批；二是由于IPO停发，造成拟上市报会企业积压达800多家，形成了“堰塞湖”，为减轻压力，在去年年底证监会推出了史无前例的IPO财务大检查，意图通过转移目标和逃避责任的方式，分流堰塞湖压力。这种用行政的力量再一次对市场造成阻塞和扭曲，受伤的是市场各方参与主体，额外递增的成本也由所有市场参与者来承担。最需要市场化管理的资本市场监管部门，又一次运用手中的行政权力，逻辑混淆地把股票市场下跌和停发IPO新股的事情捆绑纠缠在一起，还搞了一个劳民伤财的、规模宏大的财务大检查来转嫁责任，简直成为了全世界资本市场的笑话。 　　二级市场的下跌和停发新股二者之间究竟哪个是因？哪个是果？抑或两者之间其实根本就没有因果逻辑的相关性？对这个问题的认真思索和探讨十分必要，否则会一次又一次重新在老地方摔跤，永远也爬不出这个怪圈。导致沪深股市百弊丛生的根源是中国实行的发行行政审批制。起源于2012年中的IPO再次收紧、甚至停发，是监管部门一贯做法的延续而已。以前也有多次逢股市低迷就停发IPO新股的惯例。这种做法不仅积累了更多的矛盾，严重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还额外增加了市场成本，加大了市场风险隐患。为什么明知这个方法是错误的、成本畸高的，可还是再次使用破坏市场自行节奏的人为行政手段呢？这背后的原因其实不外乎有两个：一是新股发行监管行政化，可以把持发行审核大权在手，让上市成为稀缺资源。中国特有的上市行政“审批制”，造成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局面，审批者权力高度集中，不仅人为地把市场应有的容量和弹性消耗殆尽，而且其中滋生的寻租、腐败让市场参与者平增了太多的消耗成本！ 　　二是“审批制”还隐含了另一个深刻逻辑：那就是证监会在为这些审批过的公司进行信用背书。背书之后，证监会或多或少要为企业的业绩和利润做担保，或者要负一些连带责任。由于2012年很多企业的经营状况并不理想，证监会不愿承担“业绩变脸”的责任，因此，叫停了IPO审批。可叫停之后拟发新股企业排队形成了堰塞湖，为了泄洪、减缓压力，于是来一个劳民伤财的财务大检查。行政审批制下还造成了一个更长期的积弊：就是证监会把指数的涨跌也作为一个监管指标，承担了监管机构不应该承担的职责――对股市行情负责任。通过控制新股发审节奏来影响指数的涨跌，有意无意地把指数的涨跌作为监管的标准和依据，其结果是让市场的不合理估值泡沫一直存在，导致过去20年中国股市是全世界市盈率估值最高的一个市场。 　　许多市场参与者、尤其是中小散户们习惯了这种错位的监管导向，致使这种错位的市场思维一再延续。行情一下跌，就有一些伪经济学者、教授、媒体评论员把股市下跌的原因简单地归咎到新股发行过快，连连呼吁停发新股。不客气地说，这些人既没有弄明白新股破发与市场下跌之间的真正逻辑和因果关系，也没弄清楚定价和询价机制的实际操作过程，根本没有触及到问题的实质。因此多少年来，行情好就多发新股，行情不好就少发或者停发。其结果就是中国内地的老百姓在股市行情高涨时买了大量高价发行的股票，多少个“中石油们”就是这样在高位超额融资，而买了价格畸贵股票的股民们却几年都解不了套。私心太重的监管部门、极度不成熟的千万中国股民，就这样相互彼此依存着、埋怨着，共同绑架了政策取向、舆论导向和市场情绪，多少年都在这个怪圈里走不出来。 　　稍微懂得点市场经济学的理性投资者都知道，不管是市场的自愿买卖行为，还是成交价格的高低，任何时候都是中性的市场行为。如果市场跌了，你愿意在低位发行股票，是企业自己的选择。不管市场多低迷，只要判断有人愿意出价买你的新发股票，企业就可以选择发新股。如果价格太低了，你同样可以自行选择不发行，一切都交给市场参与双方自行判断，投资者自然会为自己的决定负责。另一方面，如果市场涨了，企业能在高位发行并卖出所持股票，那说明有投资人愿意买，不存在谁黑心贪婪一说，也不存在谁操控价格、谁推高股价一说。当初创业板开板首批新股成交平均价格的市盈率高达80至90倍的定价，让市场上的各方，包括监管部门、保荐券商、投资人（VC/PE）等都大跌眼镜，惊呼不已，这个价格不是由哪家上市公司、哪家券商自己可以定的，也不是证监会定的，这是由千千万万个投资者共同出价撮合而成的。中国股市有上千万的股民，即使只有1%比例的股民不成熟、赌性强，这帮人也有几十万之众，他们的不理性出价让首批新股成交均价的市盈率高达八九十倍，之后这个价格成了市场后来者的定价标杆。但终究不合理、不成熟的市场行为持续不了太久，之后的绵绵下跌便是为当年的不成熟在持续买单。 　　今天，中小板和创业板估值虽然已被腰斩，但平均市盈率还有30至40倍的高水平，这意味着如果这家公司还能永续经营下去，你需要30至40年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