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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风险分析的防洪研究? 最近传媒的热点是在北方水资源短 缺，和南水北调上，此时研讨防洪风险，似乎有些不合时宜。其实，现在恰是最好的时机，因为虽’98，’99洪水事过境迁，心态已较为平静，但惊心动魄的防洪景象还记忆犹新，十分有利于从防洪科学角度，不受干扰地作一些分析研究。一、传统的防洪理念受到挑战　长江干流在1998年洪水期间，中游的洪水30日水量只相当30年一遇，然而该河段（除武汉—黄石段外）的水位却要高于1954年，为近百年实测资料系列的最高值，不少堤段水位超过堤顶，依靠临时子堰挡水，防洪形势空前严峻，当时的防洪决策承担了空前巨大的风险，经过数百万军民的严防死守，取得抗洪斗争的全面胜利。然而1999年长江中游的洪峰水位，继98年后又一次接近或超过历史记录。事实上，近年在世界各地，都先后发生过多次重大洪水灾害，如1993年美国密西西比河特大洪水、1991，中国长江太湖和淮河洪水和1998年松花江的超标准特大洪水、1993，1995年西欧莱茵河和马斯河洪水。各地在洪水、洪灾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对防洪提出的新问题，存在不少具有规律性的共同点，引起学术界普遍的关注，要求人们对传统防洪战略理念、规划、设计和管理的理论和方法作出全面的检讨。　长江如此严峻的防洪形势，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98，’99水文气象因素具有相当大的作用，虽然降雨和洪水数量与历史记录相比并不突出，但雨区的位置及其时空分布，对中游防洪十分不利，干支流洪峰遭遇组合，相互叠加，造成水位居高不下。其次是非自然因素的变化，对洪水、洪灾和防洪的作用。突出表现在堤防安全抵御了历史最高洪水水位，（干堤除了’98九江出现一处溃口外），防洪规划中预先设置的分蓄泄区都未启用，致使水位抬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后，在沿江两岸的城市、厂矿等防洪重点地区，由于人口密度增长，土地开发和经济发展，使个体和社区对洪灾的敏感度有增无减，承担洪灾风险的能力明显下降。　我国在长期江河治理的实践中，形成的防洪理念之一，是“水来土掩”，以控制洪水为核心，主要依靠的是水库、堤防等防洪工程措施，较少考虑采取防洪非工程措施，调节、控制和约束受洪水影响的人和物，最大限度地降低或避免洪灾的损失。防洪理念之二，流域或地区的防洪规划和设计，是依据当地洪水的记录，参照一次或几次洪水极值事件（如长江流域的1954年，黄河流域的1958年，海河流域的1963年等），经过必要的调整，拟定出一个“确定的”防洪目标，认为只要足以抵御或防止该次最不利事件，就认为基本满足了防洪安全的需求，在社会舆论上形成一种思维定式，有时会误导公众的侥幸心理或者麻痹思想。防洪理念之三，认为经济和科技的发展，随着防洪投入的不断增加，防洪目标应逐年提升，而且洪涝灾害也应日渐减少，直至彻底消灭。这个理念体现了水利科技人员征服自然，控制洪水，造福人民的情绪，但在今后可以预见的数十年期间，几乎是无法实现的。　事实上，洪水和洪灾的形成和发展过程非常复杂，是由众多自然因素和非自然的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每个因素又分别有各自的时空分布过程，其遭遇组合几乎可以有无限的可能性，使洪灾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往往在某河流来了一次大水后，社会舆论和公众就关注防洪，但事实上此后几年却可能平安无事，甚至会出现连续干旱期；某年南方大水后注意力就都集中到了南方，但很可能第二年大水却降临到北方未被注意的省份。‘98，‘99长江洪水的事实，再次说明洪涝成灾的风险总是存在的，人们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对概率和风险概念已有一定的认识，只是因为严重洪灾的概率很小或重现期很长，相对人的寿命而言，个人一生最多只能亲见或亲历过很少几次，不象股票市场那样频繁波动，往往误认为特大洪灾是一次性的，很少考虑自身遭遇灾害的风险。事实上，流域内修建一批水库等防洪工程控制了当地的多数洪水，却未必就能控制全流域的洪灾，河流堤防达到了防洪设计标准，也未必就可以保证其保护区不出现险情。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资料，世界各国逐年的洪灾损失都有持续增长的态势，无论是发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概莫能外。即使是在经济和科技高度发达的今日美国，对于洪灾只能做到控制其罹难人数，并未能有效地遏制洪灾经济损失直线上涨的趋势。表明设想只要在短期内投入若干个亿，就可以一劳永逸地消灭洪涝灾害是不现实的。拟定洪灾治理的战略目标，应致力于提升承担洪灾风险的能力，从防洪和减灾两方面建设安全保障体系。20世纪末世界上几次特大洪水，促使各界志士仁人对防洪方略的反思，寻求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防灾减灾途径，学会正确与洪灾风险相处，形成“宁与洪水为友，不与洪水为敌”（Living with floods, rather than fighting them.）的新理念。在防洪规划、设计和管理中，不再局限于具体建筑物、工程或项目达到‘安全与经济’的短期目标，还需考虑流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