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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军共生”背景下的多重实践 　　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共产党在总结失败的教训时，敏锐地认识到，没有切实地掌握军队是造成革命失败的关键原因之一，并开始提出共产党如何实现对军队领导的具体认识，认为革命的党与其领导控制的军队是一种共生关系（symbiosis），即没有自己领导的军队，党及党的革命运动断无成功之可能，没有坚强的党也不可能建立一支属于自己控制的武装力量。然而，在实践中建立党对军队的领导，使军队能够坚决执行党的意志，并不是能只通过对经验教训的总结和理论认识，或简单的组织制度设计而实现的，更重要的是需要党对军队进行日常的不间断的教育与控制来实现，而这主要是靠军队政治工作实践来进行的。已有的研究不是只关注这一时期中共的以党领军理论的建立及其内部争论，就是过于关注军队中党的具体制度的设置和军队中政治工作经验的总结，而对不同地域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不同类型的武装力量中党与军队的具体实践，几乎没有论及，这样一来，对这一时期党军关系与军队政治工作的实践所勾勒出来的是一幅模糊图景，不能使我们对具体历史场景有一个较清楚的认识与判断。本文依据较为丰富的历史资料，从微观视角体察不同层面上的党军关系建设的具体实践，试图揭示1927年到1934年间，中国共产党建立对军队的领导权的实践逻辑，认为在这一时期，一方面党已经基本建立了对军队的宏观领导与控制，另一方面共产党及其革命事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军队的强弱与战争的胜负，有时党的生死强弱还取决于军队的行动，在个别案例中还存在党军之间的冲突，这样，共产党和军队之间实际上是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党军共生关系在具体实践中还暴露出初创时期许多不可避免的问题，而由于种种复杂原因的影响，这些问题并没有全部得到及时有效而持续的解决，致使党对军队的领导与控制还不很稳定和巩固。 　　一、以党领军和军队政治工作的多重实践 　　在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在理论上反思党军关系的同时，也在实践中开始探索如何建立一支由党领导的，执行党的意志的武装力量。在中共中央提出一些建军原则和设想的同时，“各地红军在斗争实践中已经遇到了许多建军的具体问题，迫使他们必须在实践中加以解决”。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建立党对军队的领导经历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探索过程，同时在不同时期、地域中，党对不同的武装力量（正规军红军、地方武装，如游击队、赤卫队、独立师、独立团、独立营等）的领导与控制也存在明显的差异，从而使具体的党军关系呈现出一种多重而复杂的状况。 　　在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个时期内，尽管党意识到建立自己军队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如何实现党对军队的控制权和领导权？首先要从组织上进行控制，因为“军中党的组织是一切组织的根源，必须依照从前的组织系统――团成立支部下分小组，师成立委员会――管理支部生活，执行党的政策，监督军队行动”。但对如何以具体的机制和制度控制这样一支军队，不同时期党有不同的认识，还处于探索之中。在初期建立的几支革命军队中，党对军队的领导并没有稳定地建立起来，军事指挥官与党代表之间的冲突时有发生，党对军队的组织化控制、日常的政治训练与教育不能切实有效地进行。南昌起义军的一部，“自南昌出发至流沙失败三个月，钱蔚（代理中央）仅在瑞金开始组织支部，汀州召集同志开会，立三同代英作了一次报告，此外并没有什么，一切同志的行动都是政府机关的行动，并不是党的行动，一切决定都是钱蔚的几个负责同志，其它同志概不知道，亦不能过问，一般同志对于负责同志仅有下级职员与上级职员的关系，并无同志与同志的关系。并且同志彼此互相排挤的也有。因此有同志怀疑不满而思归者”；“此次行动中间只有个人的活动，没有党的活动，一切事件及决定仅少数中央委员知道，其余同志都是被动，因此同志机关化，做事不负责，也不问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干，横竖有他们中央委员就够了。行动也不一致”；“党的力量表现薄弱，在军队中党的上级机关政策动摇……”。广州暴动时“党的指挥机关缺乏指挥工作。在暴动各种工作中间，几乎见不着党，除了个人的乱跳一场外，没有一个健全的组织机关来领导一切”。 　　在随后进行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残部中，原来每团虽有一个共产党支部，但属机关性质，既不能领导部队，也没能组织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原来连以上虽设有党代表，但沿袭的是国民革命军党代表制度的职能，没有充分发挥作用，且与军事长官矛盾重重；旧军队的陋习依然保持，军官们生活待遇特殊，并任意打骂士兵，官兵关系十分紧张。三湾改编后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和一些地方武装中设立了党代表，不过这与国民革命军的特别党部制度和党代表制度自成垂直体系不同，而是在保持党代表与同级军事长官的监督与被监督关系的同时，二者还是在党的委员会领导下的分工协作关系，更体现了党的集体而不是个人对军队的领导。 　　革命根据地武装建立后，这些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如在鄂东的黄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