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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需求与权力制约：近代中国大学学科设置与变迁 　　摘要：中国大学自近代产生之日起便承担着艰巨的社会责任。培养新式人才是大学与生俱来的历史使命，学科是以“人才”为中介而连接起大学与社会的重要纽带，它的设置是教育领域变革中的重中之重。作为近代中国创办的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的学科设置无疑为继起者之规式，在其经历了初设时期设律例、工程、矿冶、机械四科到民国期间取消法科、专办工科的发展历史中，社会的需求与权力的制约成为左右其学科变迁的主要因素。学科设立的实用原则遮蔽了知识与真理本身的发展路径，这不但最终成为北洋大学的发展瓶颈，更为我们今日的教育改革敲响警钟。 　　关键词：北洋大学；学科；社会需求；权力制约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5）01-0062-08 　　清末民初是中国政治变迁和社会转型的重要历史时期，教育领域的变革更是异常活跃。但无论是学校建制的变化抑或是办学章程的更新，无论是学科体系的转变抑或是课程政策的发展，教育领域的所有改变都一致指向“培养”这一时代主题，新式人才成为社会对教育最为迫切与强烈的要求。作为以“人才”为中介而连接大学与社会的纽带，学科的设置成为此时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在应然的层面上，学科设置应以知识的发展为内源动力，但近代中国的高等教育是在“亡国保种”的背景下被迫完成的移植结果，它自产生的那一刻便不是一个自我发展、自我成熟的独立组织，而是一个被不断赋予社会期望与历史责任的时代产物。故此，西方大学“象牙塔”的发展路径在近代中国大学身上难寻踪迹，社会与政治等外部力量成为左右其发展的主导因素，学科的设置也不外于此。作为近代中国成立的第一所大学，北洋大学虽然以“西学体用”被标榜为“东方康奈尔”，但根植于中国本土，进而变化、发展的北洋大学也始终无法脱离社会需求与权力制约下的近代中国大学特色，这一点在其学科的变更上可见一斑。 　　一、“西体”与“中用”：北洋大学初创与学科设置 　　（一）北洋大学之初设背景 　　1894年，清军在甲午海战中的溃败标志着自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的不幸破产，“中体西用”的国家改革方略受到维新派的强烈质疑与猛烈抨击，严复称“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合之则两止”，这种不彻底的学习不过是“盗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实弊端”[1]；梁启超同样批评在此思想指导下的教育改革“不过是语言文字之浅，兵学之末，不务其大，不揣其本，即尽其道，所成已无几矣”[2]。故此，维新派强调更为彻底的变革，康有为等人联合“公车上书”，在教育方面主张“废科举，兴学校”，而所兴办之学校则要“弃中学、倡西学”，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作为传授的主体，而在这两者之间更以社会科学为重，“艺学”（工程技术、自然科学）只是西学的附庸，政学（哲学、社会科学）才是西学的根本；技艺只是西学的枝末，学理才是西学的根本。正所谓“泰西之所以富强，不在炮械军兵，而在穷理劝学”[3]，要从根本上向西方学习，更加强调对于社会科学及其理论的掌握。 　　甲午海战的溃败同样换来了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们的担忧与觉醒，光绪帝在痛定思痛的同时立志变革，为表示其挽救时局的决心，这位年轻皇帝迅速传下谕旨[4]： 　　自来求治之道，必当因时制宜。况当国事艰难，尤宜上下一心，图自强而弭隐患。朕宵旰忧勤，惩前毖后，惟以除痼习力行实症为先，叠据中外臣工条陈时务，详加披览，采择实行。如修铁路，铸钞币，造机器，开矿产，折南槽，减兵额，创邮政，练陆军，整海军，立学堂……应及时举办。 　　很快，各地官员的上书纷纷呈报，洋务派实干官员盛宣怀的一纸奏折则备受皇帝重视。闫广芬王红雨：社会需求与权力制约：近代中国大学学科设置与变迁创建北洋大学堂之前，盛氏涉足矿物、轮船、电报等多个领域，被称为“李鸿章经济事业的代理人”[5]。这样一位向来以实业为重的洋务大臣将视野转向了教育，盛宣怀“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建议以及《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的奏折不但引起了皇帝的极大兴趣，更很快获得回复。10月2日，在盛宣怀上书仅4天之后，皇帝表示批准设立北洋大学堂。由上奏设学章程到批复同意建校，这短短的4天看似仓促，却又根植于举国上下深感教育落后带来的切肤之痛中，更来源于国人对于培养高级专门人才的急切需求，“兴学救国”成为北洋大学与生俱来的情怀与责任。 　　（二）北洋大学之学科设置 　　设定学制是建立大学的基础，盛宣怀在《拟设天津中西学堂章程禀》中首先确立了北洋大学学制，“职道之愚，当赶紧设立头等、二等学堂各一所。”[6]136其中，头等学堂相当于大学本科，这说明北洋大学自建校之初就定位于本科层次的大学，这与任何先前由洋务派所建立的实业学堂根本不同。二等学堂相当于大学预科，学制4年，毕业后升入头等学堂，再经4年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