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可证立性”概念的诠证逻辑.docVIP

“道德可证立性”概念的诠证逻辑 　　[摘要]“道德可证立性”概念在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某种意义上这一概念又是晦暗不明的，加之学界在讨论商谈伦理学时对之不加辨明就草率使用，这造成了片面的诠释。对此概念加以辨析、明确其逻辑，从而有效诠证哈贝马斯的道德认知主义立场以及在此基础上追求道德普遍性之理论旨趣乃是不可或缺的工作。 　　[关键词] 哈贝马斯道德可证立性认知 普遍性论证逻辑 　　[中图分类号]B82-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1539（2013）02―0049―06 　　一、“道德可证立性”的意涵 　　所谓“可证立性”（justification，Rechtferti―gung）②，从字面意义来讲乃指某事物具有正当性、合法性或有其成立之根基。哈贝马斯在其重要著作中频繁使用这一概念，但是此概念在其理论中的作用，却是一个未经辨明的问题。 　　依哈贝马斯之见，道德规范对我们的行为具有约束性，这种约束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对我们的社会行为进行控制，约束我们的意志，并对之进行指导；其次是通过给出理由对道德冲突当中的立场加以调节。换句话说，“一种道德不但要告诉共同体的成员应当如何行事，同时要为调节有关行为冲突提供理由”。这就是说，除了行为控制层面的意义，道德规范还具有一种认识论上的建构作用。哈贝马斯将道德规范看作一种知识，而知识必须是可以得到论证的，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为道德提供有说服力的理由，正所谓“道德命题或道德表达如果可以证成的话，它们就具有了一种认知的内涵”。因而，综合道德规范的双重意涵，为了弄清楚道德知识当中的认知内涵及其所开显出的普遍约束诉求，我们就必须阐明什么是“道德可证立性”。 　　对于“道德可证立性”，哈贝马斯曾简单地给出了对这一概念的定义：“我所说的道德可证立性，主要是指日常生活世界互动语境中基本的论证实践”。从这一定义中，我们只能窥其外延，因为这里实际上揭示的只是“道德可证立性”的经验语境，此处最多可以明确其“关注的不是要对一种已获得明确承认的道德证立实践加以解释，而是要对一种道德视角加以证成，因为从这个视角出发，这些规范本身可以得到公正的判断”。正如安德鲁?埃德加（Andrew Edgar）所言，哈贝马斯的商谈伦理学旨在“保证这样的一个过程，通过它，无论被得到的解决方法是什么样的，都是公平和正义的。它涉及的是作道德判断的过程，而不是道德决断的结果”。但是，单纯从判断程序或形式这一角度加以理解，对于“道德可证立性”概念之内涵，似仍未得其精义。 　　依哈贝马斯的理路，所谓“道德可证立性”实际上是要揭露这样一个问题，即“道德能够通过给出合理（rational）理由加以论证吗？”具体来说，“道德可证立性”概念其核心乃是对道德如何是一种知识的回答，而整个过程结合起来就是一套基本的“可以批判和辩护，亦即可以证成的”诠证程序。阐明这套程序，也就揭示出了哈贝马斯“道德可证立性”概念之深层意涵。简言之，作为一圆满的知识论证程序，必然有其前提、逻辑以及结论。正因如此，我们需要对其作一重构性工作，从而完整展现这一概念的丰富内涵，明确其商谈伦理之精髓所在，进而为我们的日常道德实践发挥应有的规导效用。 　　二、“道德可证立性”概念的基础 　　上面我们已经以什么是“道德可证立性”为视角初步分析了这一概念。我们发现，哈贝马斯并未对这一概念下一个直指其核心的定义。接下来必须转换问题的角度，以如下的方式来提出问题：道德如何具有可证立性？以宏观角度论之，这必然涉及对其前提的揭示与日常实践的确证两个层面。综观哈贝马斯的整个理论体系，可以从如下两方面展开：第一是它的语言学前提，这涉及哈贝马斯由普遍语用学（universal pragmatics）思想所导出的“道德可证立性”之理论可能性；第二是它的经验确证，这涉及哈贝马斯借由P.F.斯特劳森（P.F.Strawson）的道德现象学而为“道德可证立性”寻求的实践上的可验证性。 　　从哈贝马斯整个致思理路来看，他主张普遍语用学揭示出的言语行动（speech action）为特质的交往行动（communicative action）中，人与人之间形成了稳定、合法、有序的社会关系。在每一次以理解为目的的交往中，参与者必须为自己所提出的有效性宣称（validity claim）进行辩护，它们分别指向真实性（truth）、正确性（rightness）和真诚性（truthfulness），而这一系列有效性宣称必须在交往框架内得到满足。以这一构架为出发点，我们又可以得到三种不同的命题结构：断言（assertorie）命题、规范（norma―tive）命题和表达性（expressive）命题。基于道德所指向的规范内涵与事实所指向的真实性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