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时期的中国：国家认同的寻求与国际意识的觉醒.docVIP

一战时期的中国：国家认同的寻求与国际意识的觉醒 　　[摘 要]中国近现代史是一段屈辱与探索并存的历史。列强的入侵，国家认同出现危机，一批社会精英探索着“救亡图存”之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为中国寻求新的国家认同和走向世界提供了契机。民族意识的先觉者，利用外交平台，为中国能够摆脱屈辱、走向平等，努力的争取着。“外交政策群体”也抓住世界新旧秩序更替与重建的机遇，对屈辱的外交提出挑战，让世界感受到中国的存在。这些轻微的话语对世界重新审视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国家认同；国际意识 　　中国与一战：世界史上被遗忘的一章[1]。有些西方政客、学者完全否定一战时期中国的存在，对中国对一战的贡献置若罔闻。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宣称一战时“中国既没有花费一个先令，也没有一兵一卒”。但这些偏见无法否认中国对一战的贡献。从大战伊始，两度要求参战、“以工代兵”政策、对德奥宣战到巴黎和会上的据理力争，都是抹不去的事实。同时，从国际史上讲：“中国想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中国实现国家复兴的踏板，并借此机会实现新的国家认同，收复国家主权，以及建立一个更加平等的对外交往基础”[1]这一时期，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实体，主动采取外交手段，首次表达了要求平等加入国际社会的愿望，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进步之举。 　　一、欧战前中国国家认同的寻求 　　1895―1914年， “在极少数‘先进’国对世界上大多数居民施行殖民压迫和金融抵制下”，世界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这时中国国内的变化更是翻天覆地。甲午风云，民族主义开始觉醒，中国人开始重新思考民族的方向。康梁变法，倡导君主立宪制，扩大了政治舆论。可是封建专制的土壤，不允许这一思想的孕育、成长。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国家认同危机达到最高点，《辛丑条约》使国人颜面无存。列强瓜分狂潮接踵而至，民族面临着选择与改革。清末新政，大清王朝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在武昌起义的枪声中折断。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创建中华民国。新的民主共和政体的运用，透视出国家在政治体制上寻求国际化和西方世界认可的渴望。 　　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念崩溃，人们的思维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世界观被碰撞的支离破碎，长期优越感变得伤痕累累。对西方的漠视，换来的是割地赔款。晚清帝国政治体系逐步瓦解、传统文化失势，国家历史记忆在列强入侵和觉醒知识分子的探索中逐步重建，更多的人开眼看世界。民国“废旧立新”，从服饰、礼仪到公历、纪年，告别了旧时代的记忆。“明日之中国将永远不再是昨日之中国”。[2] 　　随着公众舆论的兴起，中国的现代民族主义得到发展。1902年，梁启超曾说“今日是民族主义最发达时代，非有此精神不能立国”[3]西方学者丽贝卡?E?卡尔看来中国的民族主义直接关系到中国人“对他们自己和世界的重新定位”[4]民族主义成为中国重建时一种新的政治认同的手段。孙中山先生在临时大总统就职演说中“得与世界各邦敦平等之睦谊”中国一直准备与西方交往。从20世纪初到一战爆发前，中国参加了许多国际会议。如1906年日内瓦会议、1912―1914年海牙禁烟会议等。在民族主义高涨和积极融入世界的热情中，一批社会精英，对国际事务重新思考，对中华民国的国际地位重新审视。尤其在一战前催生出一个新式的“外交政策群体”，如顾维钧、王正廷等职业外交家。他们与政府联合行动，关注外交政策的制定，采用新式的外交方式，为一战期间，中国的国家认同寻求与国际意识觉醒提供了精英力量支持。 　　二、国家认同的受挫与“以工代兵”策略 　　1914年6月28日，萨拉热窝事件点燃了战争的引线。在德国的支持下，奥匈帝国于7月28日对塞尔维亚宣战。接着俄国对德国宣战，德国对法国宣战。8月4日，英德进入战争状态，第一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欧洲战场，弥漫着硝烟，大陆东岸的中国也深受其影响，各阶层对战争发出了极大的反应。1914年8月2日《时报》社论说：“如果欧战爆发，那么其他列强的视线，将咸集于欧洲大陆，这将使日本在东亚横行无阻，那么日本必将企图独霸中国。”[5]也有人群认为欧战对中国更多是机遇。梁启超认为只有激发国人对欧战的兴趣“才可以助长极健实之国民自觉心”。一批游学的知识分子和新兴的“外交政策群体”眼光长远。在德国考察的张君劢回国后预言德国必败，他认为中国欲在战后修改清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建立国际上的平等地位，应利用欧战的机会“立功”。一些外交家也认为一战是中国同德国谈判、收回利权的机遇，应该珍惜。国人对一战的激烈反响深刻反映在国家认同危机下民族主义的发展与对平等外交的渴望。此时北京政府为防止战火蔓延到东方，与8月6号宣布中立。中国政府一直关注山东租界问题的解决。他们寻找着时机，选择着命运。1914年8月，袁世凯同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密谈，中国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