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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变动分解 　　摘要：2012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60%，达到“服务经济”的国际标准。采用shiftshare方法对2002―2011年上海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变动进行分解，结果表明：“结构奖赏”和“结构负担”效应并存，且“奖赏”强于“负担”；服务业内部结构转换有助于提升产业总体劳动生产率，但力度有限；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源于内部各行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而市场化改革是其主要推动力；内部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行业主要集中在生产性服务业领域，而公共服务业内部增长效应偏低；在生产性服务业中金融业内部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因此，上海应加速市场化改革以推动服务业各行业按自身规律协调发展，而不能刻意追求片面性的结构调整。 　　关键词：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分解；结构奖赏；结构负担；结构转换；市场化改革；生产性服务业；公共服务业；服务经济 　　中图分类号：F269.2751；F22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13 　　一、引言 　　加入WTO以来，随着我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升，关于服务业领域的研究日益受到重视，且呈现出新趋势：从原先关注服务业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的作用和服务业整体发展的影响因素，逐渐转到关注服务业内部结构的变迁及其动力来源和效应。郭克莎（2000）通过国际比较分析我国第三产业产出结构、就业结构和投资结构，认为第三产业结构优化有助于推动我国经济高效发展；李江帆等（2003）对我国1991―2000年第三产业内部四个层次服务业的演变规律进行分析，指出第二层次服务业发展是服务业内部结构升级的主要趋势和推动力，但没有深入分析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动的影响因素。后来有学者对此加以探讨，如：黄维兵（2003）在综合分析和借鉴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指出影响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包括人均GDP、城市化水平、人口密度和服务业的输出状况；李勇坚（2004）认为没有一个解释能力特别强的普适因素能解释整体服务业发展；陈凯（2006）通过实证分析得出收入水平、城市化水平、市场化水平、人力资源状况、服务业开放水平是影响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变动的主要因素；查贵勇（2007）认为经济发展水平、分工程度、服务业开放是推动我国服务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但上述研究存在如下须改进的地方：一是主要分析的是外部因素，没有深入揭示服务业内部各行业发展和结构变迁对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二是仅考虑到增加值指标，而忽略就业和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三是主要以需求对象不同为标准来分析服务业内部结构，难以适应服务业行业日益细分的特征和趋势。基于此，近年来有学者开始从服务业内部行业角度对服务业发展，特别是劳动生产率的提升进行研究。顾乃华（2010）首次利用shiftshare方法分解1992―2007年我国服务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构成因素，分析认为我国整体服务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由各服务行业自身的劳动生产力提高引致， 而源自劳动力重新配置的结构转换效应仅占10%。但该研究以全国为样本，并以城镇服务业就业替代从业人员，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我国不同区域以及城乡服务业发展存在差距的客观现实。因此，顾平平（2011）采用2004―2009年浙江省第三产业数据，利用shiftshare方法对劳动生产率变动进行分解，结果表明行业内部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且服务业结构转换效应的贡献度达到25%，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由于浙江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特别是长三角经济圈中不具有“龙头”效应和“先行先试”地位，该研究对其他城市和地区服务业发展的启示和借鉴不足；同时，以上研究也未分行业进行深入探讨，不足以为第三产业（服务业）各行业发展提供直接的参考。 　　近年来，上海积极推进产业结构战略性调整，服务业已成为支撑上海经济的主力，其增加值和就业比重已达到或接近 60%，已基本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的产业结构（陈宪，2013）；但也面临诸多问题和不足，亟待转型突破（肖倍，2013），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服务业劳动生产率亟待提高（查贵勇，2013）。2012年，上海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超过60%，达到服务经济的国际标准，且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就业吸收能力逐步释放，但也存在现代服务业发展不稳定、产业结构偏离度偏高和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等问题。特别是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导致1978年不变价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仅为名义值的一半，表明上海服务业产品价格上升较快而劳动生产率提升缓慢（查贵勇，2013）。处于经济结构转型中的上海，在提升服务业总量时，更应注重提高其劳动生产率，避免因经济增长结构性减速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更不应借助过多干预盲目提高服务业在经济中的比重（裴长洪，2012），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深入分析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