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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政治制度变更与仁政观念的产生 　　【摘要】 　　文章论证了西周至春秋时期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政治观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突出体现为嫡长子继承和封建君主集权制的形成。与此相适应，儒家仁的道德观念和仁政经孔孟阐述与传播，逐渐成为中国古代基本政治理念，并对之后的中国封建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 　　先秦；政治制度；仁政 　　先秦时期，中国人文意识觉醒、“士”阶层产生，使中国古代政治思想逐渐摆脱了“神”的控制，产生了“民为贵、君为轻”、“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等珍贵的政治思想和百家争鸣的激情时代。以此为契机，中国政治与道德相辅相成、互相促进，逐渐发展成熟，渐次形成了圣王统治、精英政治的政治构架和以“仁”、“孝”为核心的家国同构的政治伦理，奠定了古代中国基本政治走向。 　　一、西周政治制度、政治观念的巨大变化 　　先秦时期政治制度变迁和道德意识发展： 　　先秦时期引起道德意识重大发展的制度变迁可归结为两点，一是嫡长子继承制确立，一是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嫡长子制度的确立，使得“亲亲”、“尊尊”、“贤贤”观念深入，并衍生出分封制和天下一统，铁器使用和普及推动生产方式于春秋战国之际发生重大变化，与此同时士大夫阶层的崛起又使得数百年的周礼面临巨大挑战，即孔子所言之“礼崩乐坏”。于是诸子百家各持己说游走各国，掀起思想革命的浪潮。 　　王国维先生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周人之制度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1]。商人的生活方式，是普遍的聚族而居的，而且每一族自成为一个社会单位，其王位继承采用兄终弟及的方式。自成汤至于帝辛三十帝中，以弟继兄者凡十四帝（外丙、中壬、大庚、雍己、大戊、外壬、河?甲、沃甲、南庚、盘庚、大辛、小乙、祖甲、庚丁）；其以子继父者，亦非兄之子，而多为弟之子[2]。王国维先生认为立子立嫡之始于西周，张荫麟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史纲》中则认为夏代王位继承方式即为以子继父。我们认为周代之前王位继承的方式应主要依各诸侯国的习惯，尚未形成定制。至西周立国，嫡长子之制渐成定制对古代中国之政治制度、政治观念等方面产生巨大影响： 　　在政治制度方面，第一，使得王权控制力大大加强。商王与其所统属的诸侯，关系是比较松散的。这些诸侯的来源，大抵是本来独立的部族君长，为商王所征服的，或震于商朝的威势而自愿归服的；似乎还有一部分是商王把田邑分给自己的臣下和亲族而建立的[3]。商人封建诸侯几乎不见史载，以商代兄终弟及的制度推之，一王之子无嫡庶之分，都有继承王位的权利，其效果故应如此。西周由于实行嫡长子继承制，克殷之后，大量分封没有王位继承权的王室成员。武王、成王两世共封立了七十多个新国，其中与周同姓的有五十多国[4]，从而构成了以宗亲、功臣、姻亲为主体的诸侯国，大大加强了王室对诸侯国的控制。第二，君臣之分更加明确。西周立国之前，君臣之分尚不十分明确，仅从称号来看成汤克夏之前和周文王时期皆已经称王号，即便到西周立国之初，武王伐纣、和成王消灭淮夷之乱，还称诸侯为“友邦君”。 逮克殷践奄，灭国数十，而新建之国皆其功臣、昆弟、甥舅，本周之臣子；而鲁、卫、晋、齐四国，又以王室至亲为东方大藩。夏、殷以来古国，方之蔑 矣！由是天子之尊，非复诸侯之长而为诸侯之君。其在丧服，则诸侯为天子斩衰三年，与子为父、臣为君同。盖天子诸侯君臣之分始定于此。[5] 　　在政治观念方面：形成以 “尊尊”、“亲亲”、“贤贤”为核心的封建政治观念。尊尊，即嫡庶之分，商代无嫡庶之制，因此尚未形成尊尊的观念。从宗庙祭祀制度来看，商人无嫡庶之制，故不能有宗法。藉曰有之，不过合一族之人奉其族之贵且贤者而宗之；其所宗之人，固非一定而不可易，商人祭法，见于《卜辞》所纪者，至为繁复。自帝喾以下，至于先公先王先妣，皆有专祭；祭各以其名之日，无亲疏远迩之殊也。先公先王之昆弟，在位者与不在位者祀典略同，无尊卑之差也。[6]至于西周，则以“尊尊”、“亲亲”为统，形成一套尊卑有别、亲疏有异的宗庙祭祀制度。通说为天子七庙，诸侯五庙。“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国者事五世[7]。西周宗庙祭祀制度是“尊尊”、 “亲亲”观念的结合，宗庙故显示其生前的地位，祭祀者本身也是身份的体现。郑康成于《丧服小记》注曰：“别子，诸侯之庶子，别为后世为始祖者也；谓之别子者，公子不得祢先君也。”又于《大传》注曰：“公子不得宗君。”是天子诸侯虽本世嫡，于事实当统无数之大宗，然以尊故，无宗名。其庶子不得祢先君，又不得宗今君，故自为别子，而其子乃为继别之大宗。宗庙祭祀制度也是亲亲的观念的体现，盖礼有尊之统，有亲之统。以尊之统言之，祖愈远而愈尊，则如殷人之制，遍祀先公先王可也。庙之有制也，出于亲之统；由亲之统言之，则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亲，上不过高祖，下不过玄孙，故宗法服术皆以五为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