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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引领价值功能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摘 要：在一个文化多元、媒体多样的时代里，如何打破单向性灌输模式，多维、互动地发挥典型引领的价值功能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基于文化强国的使命感，基于核心价值如何具有巨大而持续的情感能量、如何实现符号内化等基本问题，通过总结、反思中国典型引领中的价值功能，引入互动仪式链视角，寻求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建构机制以及社会认同机制。 　　关键词：树典型；典型引领；价值功能；互动仪式链 　　中图分类号：C91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3）06-0100-04 　　在新媒体迅速发展的背景下，典型引领的价值功能颇受关注。从柯林斯把“9·11”事件中的消防兵作为团结符号的案例分析[1]135-144，到国内学界对汶川、玉树地震集体哀悼仪式的团结意义研究皆表明了典型引领的功能问题和情感能量、符号内化所能动员的价值认同紧密相关。2009年12月，《人民论坛》的调查报告表明，主流价值观边缘化已然成为最严峻的问题之一。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主流价值必须借助有效载体来推动。2012年中宣部强调推动学雷锋活动常态化，因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需要雷锋精神。树典型活动无疑是典型引领的重要载体之一。故此，本文拟在吸收学界社会价值观研究、典型引领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互动仪式链视角来分析之。 　　一、研究现状述评 　　（一）社会价值观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是文化强国的重要内容。郑杭生认为作为“大传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精英政治文化）只有回到大众性、人民性，贴近日常生活的“小传统”，为民众所接收、所认可、所认同，才能实现自己的文化“软实力”[2]。李友梅认为福利渗透、意义系统和社会组织构成了社会认同的基础性领域。意义系统由象征符号构成，一般通过传媒、教育、人际互动等途径发挥作用[3]，进而实现文化自觉。马伊里强调通过合理的仪式互动与紧密的情感交流能增强核心价值观的凝聚力[4]。王处辉认为社会价值观在结构上呈现为制度化形态、知识化形态和生活化形态的“三位一体”，它需要在民众日常生活中推行，内化为行动的指南，社会秩序才会长期稳定[5]。毛寿龙认为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无论是对个人还是对国家、社会，都非常重要，价值观的迷失会导致道德滑坡和信任缺失。要重建社会价值观，最重要的就是理清价值观，形成复合的价值观[6]。刘少杰认为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途径发生从单位传播向社会传播变迁的同时，还发生了感性传播对理性传播的地位替代。感性传播和理性传播是就意识形态传播内容的展开形式而言，感性传播是以感性形象、影视画面或符号象征传播意识形态观念，而理性传播则是以文字语词、报刊书籍或有声广播传播意识形态观念[7]。这些研究从结构、意义的角度提出了价值观如何在互动中实现内化的命题。树典型活动显然应是一种双向甚至多向的互动仪式。典型引领的作用大小视乎价值观能否转变为可持续的情感能量和可接受的内化符号。 　　（二）典型引领的功能分析与归因研究。典型引领包括政治社会化的重要手段、政治和社会动员的基本方式等方面。Maurice Meisner认为，树典型活动对中国政治运动与社会运动具有较强的推动作用[8]。Borge Bakken指出中国通过树典型活动进行意识形态教育，以培养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公民[9]。吴海刚[10]、陶东风、吕鹤颖[11]总结了雷锋作为一种伦理符号，起到了“一种道德模型”的主要功能，揭示了意识形态在道德模型建构过程中所起的自觉作用。冯仕政的南街村研究表明，国家与先进典型之间的关系网络，既是意识形态灌输的通道，也是资源动员的捷径，并为村庄制度变迁提供了行动者、理念和资源，树典型是政治权威为加强对基层社会的动员、控制和整合而采取的一种社会治理策略和技术，典型能够有效地将政治权威的意识形态灌输到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去[12]125。陈映芳认为国家和成年人通过树立典型，来塑造他们所期待的孩子形象，孩子图像成了国家对孩子实施政治教化的重要工具[13]。任俊英强调典型报道与典型的规训化作用[14]；刘方玲指出建构政治典型的过程也是建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及其诠释的过程[15]；魏爽结合符号资本理论来解释模范形象的主体建构问题，对模范形象塑造中反映的意识形态问题、权力关系进行了分析[16]。叶扬兵研究了当代农村变迁中的标兵与典型，认为时代造就了标兵和典型，标兵和典型也影响了时代[17]。刘俊彦、程旭辉认为典型的社会功能可以归纳为指导、教育、示范、激励和社会整合作用[18]；彭怀祖强调典型引领在社会秩序建构中的作用[19]。潘玉腾、陈赵阳认为先进典型引领有助于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20]。苗春凤认为树典型活动是一种基本的引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会管理手段[21]。邓智平指出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