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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驾驶罪与近似犯罪的关系界定 　　[摘 要]2011年5月1日《刑法修正案（八）》正式施行，至今已经历了两年多的实践考验。“追逐竞驶”、“醉驾”这两种危险驾驶行为被确立为犯罪，正式进入刑法管控的范围之内。经过实践的检验，在对其所取得的积极社会效果感叹的同时，也应清晰地认识到条文本身仍然存在诸多疏漏之处，需要进一步予以讨论完善。文章拟从危险驾驶罪与近似犯罪之间关系的视角来进行分析研究。 　　[关键词]危险驾驶罪；交通肇事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近年来，由追逐竞驶、醉驾等危险驾驶行为所引发的恶性交通事故频繁发生，给社会公众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带来了极大的隐患，尤其是诸如杭州胡斌飙车案、成都孙伟铭醉驾案等致多人伤亡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强烈的反响。《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对于此类危险驾驶行为做出了定性。施行以来，在社会上也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飙车、饮酒驾车、醉酒驾车行为明显减少，由此所引发的交通事故也大幅减少。通过将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发挥了刑法的威慑作用，使人们头脑中“开车不饮酒”的观念进一步加深，对于保障交通安全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一、危险驾驶罪概述 　　（一）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原因 　　犯罪是触犯刑律的行为，是立法者为了保护法益而规定的哪些行为属于犯罪以及应当受到的刑罚处罚。犯罪行为并不是一个一成不变的概念，它是动态的、变化的，随着社会经济生活、社会公众的利益而发生改变。伴随着社会的发展，某一行为对于社会所造成的危害性也会发生变化，因此犯罪与非犯罪的立法标准也会随之改变。 　　将某一行为入罪至少需要具备如下条件：首先，该行为本身具有社会普遍性。因为刑法作为保护社会的最后一道防线，应保障公民所享有的最大程度的自由。只有当社会上某一行为具有普遍性，广泛存在并危害社会时，才能考虑将其入罪来发挥刑法的规范作用进行规制；其次，该行为具有不可容忍性。也就是说，社会对于该行为予以强烈否定性的评价，其给社会所带来的危害性需要动用刑法来加以规制；最后，刑罚干预的紧迫性。这种被社会所否定的具有社会普遍性的行为，采取其他制裁手段不足以抑制该行为的发生，很难对该行为形成强有力的威慑力，只有动用最为严厉的刑罚手段方可使被侵害的社会法益得以恢复，减少被侵害的可能。 　　在危险驾驶行为入罪之前，超速驾驶、醉酒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只能给予行政处罚，只有在由此引发了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时，方可对此动用刑法。也就是说，即使这些危险驾驶行为造成了现实危险，严重威胁到了公共安全，但只要未造成重大交通事故，就不能被认定为犯罪。显然，这种做法难以对行为人本身起到应有的惩罚和威慑作用。另外，针对危险驾驶所引发的交通事故，涉及到需要动用刑法时，主要通过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两个罪名来实现。在司法实践中，两者的定性适用较为混乱，缺乏统一标准。有的以交通肇事罪来定性，对于危险驾驶肇事未逃逸的行为人，根据《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的规定，除有特别恶劣情节之外，只能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交通肇事罪是典型的过失犯罪，难以有效的规制基于故意的危险驾驶行为，难以体现危险驾驶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当然，也有将类似案件定性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情形，根据《刑法》第一百一十四、第一百一十五条的规定，若未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至十年有期徒刑；造成严重后果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甚至死刑。但是综合考虑危险驾驶的行为人主观态度并非置他人于死地，有的甚至没有发生严重后果，此时将此认定为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显然过于严苛，违背了刑法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因此，立法者在综合考虑危险驾驶的社会普遍性、社会危险性、行政手段的实施不利等因素，及时做出回应，将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这两种危险驾驶行为由原来的行政处罚上升为刑事处罚，明确其社会危害性、加大惩罚力度来提高社会公众的法律规范意识。 　　（二）危险驾驶罪的概念 　　根据《刑法修正案（八）》的规定，危险驾驶罪是指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采用列举式，规定了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两种危险驾驶行为。追逐竞驶是指行为人在道路上超速驾驶机动车，追赶他人并与之竞争的行为；醉酒驾驶即每百毫升血液酒精含量为八十毫克以上的行为人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的行为。 　　危险驾驶行为入罪，其立法目的并不单纯的在于防止追逐竞驶和醉酒驾驶这两种行为，而在于为了防止类似危险驾驶行为所产生的危害公共安全的危险。因此，对于危险驾驶行为的规制不应仅限于以上这两种行为，但刑法修正案中并未对此给予概括性的兜底条款。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麻醉药品，或患有妨碍安全驾驶的疾病，或过度疲劳驾驶影响安全驾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