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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驾驶罪的述评及完善 　　【摘 要】近年来，危险驾驶行为造成的恶性交通事故屡见不鲜，为了遏制此种行为，保障公众人身安全，《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危险驾驶罪。从眼前看，此举符合当下民意要求控制交通犯罪的目的；但从长远看，增设的危险驾驶罪会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建议对危险驾驶罪进行立法改进并加强行政执法，多管齐下达到控制危险驾驶行为的实务效果。 　　【关键词】危险驾驶；民意；立法改进；控制危险 　　近年来，飙车致死案、酒驾致死案不时充斥着各大媒体版面，2008年成都“12.14”特大交通肇事案被告人孙伟铭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2009年杭州“5.7”飙车案被告人胡斌因交通肇事罪获刑三年；2009年南京“6.30”特大醉酒驾车肇事案被告人张明宝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在一则则触目惊心的恶性交通事故之后，公众对醉酒驾驶、飙车等危及公共安全的行为之恐惧与日俱增，并且将危险驾驶案件高发的原因归结为刑法立法缺陷所致。在此背景之下，《刑法修正案（八）》在第一百三十三条交通肇事罪之后增设了危险驾驶罪，作为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或者在道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的，处拘役，并处罚金。有前款行为，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 　　一、危险驾驶罪立法缘由 　　纵观主张危险驾驶行为入罪的种种理由，本质目的是相通的——保障公众安全。也就是说，支持增设危险驾驶罪的人相信设立了危险驾驶罪之后，人们能够受到警示并自觉避免危险驾驶行为的发生，能够进一步地保障公众的出行安全。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理由： 　　（一）风险社会管理需要 　　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发展，我们所处的社会处处存在着危险，我们所享受的便捷也源于这些无处不在的危险。有些危险被人们允许，因为“没有任何危险则意味着社会的止步不前”，而有些危险由于会对人类社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危害后果，需要提前采取行动予以规制，即法益的早期化保护理论。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汽车数量逐年提高，交通事故比例也在逐年增加。有学者提供了数据加以证明：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只占世界的3%，而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却占全世界的16%，“排名”世界之首。基于机动车本身所具有的高度危险性，我们有必要对危险驾驶行为带来的风险进行严格的控制。 　　为了控制此种风险，最为有效的方法就是将可能造成危害后果的风险“扼杀在萌芽状态”，亦即“防微杜渐”。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也应当随之而做相应的调整，从注重“事后惩罚”转变成“事后惩罚与事先预防相结合”。而实现这种模式最佳的方法就是增设危险犯。例如，近年来德国和日本均有刑法学者以“刑法与危险”或“危险社会与刑法”为题，出版了研究专著，对如何处理原子核等放射性、化学性物质污染环境的事故、怎样应对违反人类生命伦理规则从事克隆人的活动等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在现代社会，对一些尚未造成实害但有危险性的行为也应该予以处罚，也就是要把对“抽象危险犯”的处罚时间提前，即对违反到人类未来的行为规范的行为，也要运用刑法手段来处理。 　　（二）原有针对交通犯罪的立法缺陷 　　《刑法修正案（八）》出台之前，刑法上与交通犯罪有关的罪名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交通肇事罪，另一个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由于缺乏对危险驾驶行为的独立评价，当因醉酒等危险驾驶行为导致重大事故后，如果行为人没有逃逸情节，其与一般交通违法行为导致的交通肇事在刑法评价上完全一样，但这样显然处罚过轻，难以做到罪责刑相适应。例如2009年杭州“5.7”飙车案，有民众认为胡斌及其同伴非法改装机动车，在城市主要道路上追逐竞驶，在住宅密集区域的人行横道上肇事并致人死亡，造成如此恶劣的社会影响，居然只判了三年有期徒刑，显然处罚过轻。 　　而上例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定罪，尽管能减少舆论质疑，但未免有以刑定罪之嫌。同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作为一个“口袋”罪名，是立法者出于维护刑法工具价值的一个无奈之举，危险方法的多样性以及理论界关于危险驾驶行为是否属于危险方法的争议，决定了该罪在约束危险驾驶行为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三）民意体现 　　上述已经提到，孙伟铭案、胡斌案、张明宝案这几起社会影响重大的交通事故案件结案之后，尽管法院认为已经判处了量刑实务上的最高刑罚，但还是遭到社会舆论的质疑，认为量刑过轻，同时也引发了人们要求修改刑法以严惩恶性交通犯罪的讨论。此时危险驾驶罪的增设符合了民意的要求，符合了打击危险驾驶的紧迫需求。 　　（四）国外立法借鉴 　　增设危险驾驶罪，对公众生命权、健康权、财产权等予以提前保护，符合国际上的交通立法趋势。例如德国刑法规定，对酒后驾驶等危险驾驶行为最高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