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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城乡分割时期北京外来人口收入分析 　　【摘 要】文章对以往的城乡二元分割经典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并通过2008年底参与调查的北京市流动人口调查问卷，对在北京工作的983名外来劳动者的收入做出分析，其结果显示，在当前的劳动力市场中，外来市民较外来农民在收入上只略有优势，微小的收入差异并未体现出户籍分割的趋势。 　　【关键词】外来市民；外来农民；城乡分割；户籍制度；工资收入 　　一、引言 　　农民工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一直是学者们所关注的重点。这一问题的起因是由于1978年以前中国社会的城乡分割模式造成了中国的城市与农村被制度性的隔离开。改革开放前，中国农民与市民的生活是被完全分开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粮食以及日常生活用品都是按配额分配，没有城市户籍，农民即使来到城市也是无法生存的。这种城乡分割的模式一直持续到1978年改革开放。在此后的改革开放过程中，农民以农民工的身份走出农村进入城市，随着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沟壑日益变浅，农民工开始越来越多地涌向城市，其身份地位以及收入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化过程。 　　二、文献综述 　　在早期的农民工研究中，研究者们建立了城乡二元分割模式这一理论框架，并在这一框架的基础上对农民工和城市居民进行对比研究。上世纪90年代，甚至直到现在，城乡二元分割模式依然是经典的研究框架。杨云彦等的《城市就业与劳动力市场转型》一书就是典型的使用城乡二元分割作为分析框架的研究。杨云彦认为，与农村劳动力相比，城市劳动力有两个相对优势，一是收入水平较高同时生活条件比较优越，二是受教育程度较高从而具有更高的劳动技能。随着这两个条件越来越显著，城市劳动力越来越倾向从事相对舒适和对人力资本需求高的职业和岗位，而农村劳动力相应的只能从事一些体力劳动。这样就形成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化。作者基本认同这种二元分割是由劳动者的户籍身份所致，之所以城市劳动力与农村劳动力在就业市场中形成分化，是由于他们的城乡差别所引起。杨云彦等还在书中提出了基于户口的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认为户口制度的划分、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划分、劳动、人事制度划分、单位和地区切块划分都是以户口制度为基础的，户口给农业户籍的人口打下了身份上永远的烙印。李强在其《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一书中提出了中国的三元社会结构，即在传统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之外将农民工划分为第三群体。李强认为农民工既不同于城市市民也不同于农村居民，他们人数众多，因此应当被单独划分出来。但同时李强也指出，三元结构首先是以二元结构为历史前提的，即是由二元结构演变而来的。其实李强提出的三元社会结构并没有从本质上与二元结构区别开来，农民工是否被单独划分为一个群体对于实际并没有任何影响。即使在传统的城乡二元分割框架下，农民工也是被重点研究的对象，只不过在名称上有所不同，其实质依旧是站在城乡户籍分割的基础上，而城乡户籍分割依旧是二元的。此外，陈映芳也在《“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一文中指出，对既有户籍制度的政府需要是户籍制度及“农民工”制度长期被维持的基本背景。这些研究都是基于城乡户籍的二元分割来分析农民工和中国劳动力市场的。 　　然而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一系列的农民工新政开始陆续出台，先前诸多限制农民工的不合理规定逐步被废止，针对农民工的政策调整在2006年达到高潮。2008年《劳动合同法》正式生效后，农民工的劳动权益被进一步明确，相比过去而言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悄然发生改变，进入一个新时期。与之前的城乡二元分割相比，新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持续了几十年的二元分割体制正在逐步被弱化，趋于多元化发展。尽管多元化发展仍旧以“分割”为显著特征，但整体上已经从纯粹的二元分割转变为多重分割，多重分割从户籍身份出发，既包括城乡户籍身份的分割，也同时包括“本地——外来”模式的区域分割。因此由区域分割为主导，城乡分割遗产为辅助的多元化分割构成了新时期中国劳动力市场分割的主要特征。近年来，一些研究已经注意到经过改革开放30年的洗礼后，新的社会背景下，外来人口收入差距的问题已经悄然发生改变，这一改变的背后或许需要对理论框架的细致分化。张展新在《从城乡分割到区域分割》中已经采用四分法将户籍身份分为本市市民、本市农民、外来市民和外来农民，并认为，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户籍分割的重心已经逐渐从城乡户籍身份分割转变为“本地—外来”分割。该文章指出与人口和劳动力的城乡分割一样，“本地—外来”分割也主要是以户籍身份为基础的。不同的是，城乡分割基于城镇户口与农业户口的划分，而本/外分割需要按照户口登记地，划分本地（户籍）人口和非本地（户籍）人口。可以在不同的行政区划层次上，界定一个省、一座城市、直至一个社区（行政村）的本地人口和非本地人口/外来人口。这样划分人口身份，并赋予本地人口以排他性的经济社会权利，这就是“本地—外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