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社会信任重建.docVIP

国家与社会关系中的社会信任重建 　　[摘要] 普遍信任取代特殊信任是社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但是，近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过于依赖大规模正式制度的引入与建构，由此形成了“强国家、弱社会”格局。国家对社会的过度干预引发了政治信任、社会信任的双重危机。使得社会信任重建被迫在两线作战：一是适应社会现代化的要求，实现从特殊信任到普遍信任的文化转型，建设法治社会，消除宗族、宗派主义的裙带风气。二是适应建设公民社会的要求，实现从政治国家到公民社会的转型，充分发挥自愿社团的活力，并以之制约国家权力。重建社会信任，实现社会的有效整合，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重大议题。 　　[关键词] 信任危机；信任重建；普遍信任；特殊信任 　　[中图分类号]C91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1673-5595（2013）02-0042-05 　　近代中国从传统向现代的剧烈社会转型，主要依赖正式制度的大规模引入，这导致国家力量的急剧膨胀，由此形成了“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政府权力过大、职能不当以及官僚主义、政治腐败等引发了政治信任危机；国家对社会干预过度导致传统社会信任资源流失，社会领域萎缩，引发了社会信任危机。重建社会信任、实现社会的有效整合，是当前中国社会建设的重大议题。 　　一、从特殊信任到普遍信任及其风险 　　信任是人类社会存在的基础。传统社会主要以人际间的特殊信任为主，大规模、高流动、多元化的现代社会主要以制度化的普遍信任为主。社会现代化要求实现从特殊信任到普遍信任的文化转型。这一转型过程要特别防范因“强国家、弱社会”格局而带来的风险。 　　信任是社会合作的前提。孔子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小车无?，其何以行之哉？”[1]《说文解字》解释说：“信，诚也，从人言，言必由衷之意”，“任，符也”（即承担的意思）。可见，信任连在一起，意思表示自己内心真诚，也相信别人真诚，寄托了人们对于诚实守信社会关系的殷切期望。世界历史上的几大文明类型对“信任”作为道德范畴都极为重视，都把信任当作做人的基本准则、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原则和规范。信任意味着对他人的合理期待，并因此而授予他人任意对待自己的自由决定权。信任表面上是一种无条件的相信，实质上信任是建立在风险最小化基础上的，包括对风险信息的清晰认知，对风险可控的乐观心理预期。卢曼提出，信任是一个社会复杂性的简化机制，不仅使社会运行简便有效，而且实现了社会风险最小化。[2]可见，信任标志着人类不仅摆脱了自然的威胁，而且实现了社会关系的和谐和平衡，由此形成了相对稳定的世界观、价值观和行为模式，消除了恐惧、疑虑、猜忌、防范等心理，使之成为社会秩序的基础和前提。当今许多学者把信任当作重要的社会资本、一种能够凝聚各种社会资源并使之发挥作用的黏合剂。反之，没有信任，就没有社会合作，最基本的日常社会生活也将变得无法进行。 　　在长期的生活经验中，人们之间形成了不同层次和类型的信任关系，有称之为“信用”的经济信任关系，有建立在长期社团生活基础上的相互依赖的情感信任，有建立在跨越空间的集体行动、政治制度中的政治信任，有建立在跨越时间的文化传统和道德共识上的信仰信任。卢曼根据信任关系的适用范围，区分了人际信任与制度信任。人际信任即特殊信任，是指建立在直接交往经验和信任情感基础上的信任关系，制度信任即普遍信任，是指建立在间接的、惩戒式或者预防式的制度机制上的信任关系。 　　特殊信任是传统小型社会的一种信任形式。在传统社会，受交通、通信条件的限制，社会交往范围有限，社会流动性低，人际关系网络往往局限在血缘、地缘、业缘关系等小规模范围内，形成了以血缘、地缘和业缘为基础的家庭、家族、村落、社团等小型共同体，费孝通概括其为“熟人社会”，以区别于现代大规模的“陌生人社会”。小型共同体成员之间互动频繁，交往持久深入，信息物质交流直接快捷，成员之间因为熟悉而容易形成稳定、可预期的社会关系，也就是成员间的特殊人际信任关系。理性主义论者认为信任是社会成员经长期博弈形成的相互约束的均衡状态，“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不守信用意味着退出社会合作或者付出高昂的成本或者代价。文化论者认为信任是一种稳定的社会传统和行为习惯，习以为常，不符合传统意味着越轨和怪诞。总之，在小型共同体成员内部，社会信任呈现出极高的特征，对于共同体外部的人，社会信任度由内部人向外部人，像水面的波纹一样从中心向四周衰减，费孝通称之为社会关系的“差序格局”。[3] 　　韦伯、福山等学者从文化上对传统中国的信任与西方进行了类型学意义上的对比。韦伯指出：中国人的信任不是建立在信仰共同体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血缘共同体的基础之上，即建立在亲戚关系或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之上，是一种难以普遍化的特殊信任。[4]福山进一步提出，中国、意大利和法国等国家，社会组织建立在以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