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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内涵发展中保持特色追求一流 　　陶坚，男，1963年出生于浙江舟山。曾就读于杭州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经济学学士、法学硕士和经济学博士学位。1984年进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从事世界经济和中国对外经济战略的研究工作，1999年起担任副院长，博士生导师。2011年出任国际关系学院校长。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立德树人，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国际关系学院作为一所以外语、国际关系及国家安全为教学科研重点的大学，一直秉持“政治建校”、质量为先的办学理念，坚持小班教学和精细化培养，努力向着“富有特色的一流大学”迈进。 　　走进这所久负盛名的全国重点大学，第一印象就是小。不到3,000名学生，不到200名专任教师，不用多久就能转遍的校园。但正是从这所“小学校”里，走出了共和国第一批“将军大使”，走出了国际问题学界的不少重量级专家学者，以及众多活跃在外交战线和政法部门的骨干人才；就是在这所“小学校”里，一届又一届的学生牢记校训，强化了国家观，树立了国际观，增强了使命感和责任感，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小国关承载大梦想”，就是这所精英学校的真实写照。 　　日前，记者就办学特色、人才培养等方面问题采访了校长陶坚。 　　记者：去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报告明确提出：“创新高校人才培养机制，促进高校办出特色争创一流。”而早在1994年国际关系学院校庆45周年之际，江泽民总书记就亲笔题词：“努力把国际关系学院办成富有特色的一流大学”。对此您有何体会？ 　　陶坚：从“办成富有特色的一流大学”到“办出特色争创一流”，两个提法之间虽相隔了20年，对象所指也看似不同，表述内涵却惊人地一致，其中的逻辑脉络是一贯的，都展现了国家对高等教育健康发展的共同要求和期望。在这20年里，特别是1999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外延式发展阶段，基础设施大幅更新，招生规模迅猛扩大，同时也造成了质量下降、特色减退、人才培养与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脱节等后果，引起了社会对高校的普遍垢病。因此，高等教育要转向内涵式发展，要进行教育体制的全面综合改革。这段历史经验证明，高校只有坚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才有可能实现“特色”和“一流”的大目标。 　　有人把国内高校这段大规模扩招、扩容的历史，戏称为“高校大跃进”。国际关系学院牢记自己的使命，虽没搭上这班车，遗憾之余，却庆幸自己基本保持了原来的传统，如坚守外语加专业的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教学资源集中于本科生教育，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全部实行小班教学，精细严格的学生管理等。我们在那些超快发展、超大规模的综合性大学面前，虽有很大的失落感，但也增添了“小就是美”的自豪感。作为行业院校，特色是立足之本，特色是优势所在。套用一句流行语，特色不是万能的，没有特色却是万万不能的。如果没有学科专业的特色，没有人才培养的特色，千校一面，高校的生命力就会枯萎。在发展中形成和突出特色，也是高等教育竞争的规律使然。要让我国的大多数高校都做到“大而强”，既不现实，更无必要。“小而精”是一个可行的发展路径，这已被国外高校的经验所证明。一些国外著名的高等院校，规模并不大，学科也不全，但凭借着独特的定位、优势的专业、出色的师资和高素质的学生，依旧是百年老店名声在外。我体会，十八届三中全会所提出的“办出特色争创一流”，实际上给全国高校指出了更加明确的奋斗目标和努力方向，要求我们在创建一流大学的过程中，原有的特色要保持，没有特色的要凝练出特色来。 　　记者：高校是人才培养的重镇，承担着实现人力资源强国的重任，但对人才培养目标的理解因人因校而异，您的理解是？ 　　陶坚：国家现在提倡内涵式发展，不是说一下子要把高校的规模和数量都压下来，更加重视的是在由外延发展向内涵发展转变的过程中，对人才培养模式和培养理念进行革命性的变革。 　　高校的核心任务是解决好培养什么样的人才以及怎么培养的问题。从人才培养目标来讲，通常是比较空泛地提“服务国家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但落实到每所学校，应该更具体、更有指向性。例如，美国有的大学把为国家和世界培养领袖作为自己的使命，而有的大学则主要为华尔街输送高级白领。现代大学的竞争力，源于为人类创造知识、技能与满足人才市场的精细化需求两者相结合，而我们的某些高校管理者恰恰忘记了这一点，采取“培养出来再说”的态度。以这样不负责任的态度办学，既无法体现学校的特色和毕业生的特点，又无法与社会多样化、多层次的需求相适应相匹配。当然，我们不能用职业学校的标准来办大学，但若高校在培养人才的时候，目标定位更明晰些，针对性更强一些，那么学科专业建设的路径就容易清晰，特色专业建设就有了持续的动力，就能够更好地因材施教，让自己校门走出来的学生“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