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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川作为他者 　　[摘要]中国古代的山水画以及山水画论，在中国艺术史、美术史，乃至文学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与作用。不仅如此，从其中还可以看出中国古代的社会、文化特征。山水画以及山水画论恢复并接续了上古中国山川“圣地”崇拜的传统。山水画及其创作理论将生生不息、连绵不绝的“生命力”看作是山水画的最高追求。在这种追求中，蕴含着山川在“封建”之前的神圣性，揭示了宇宙运行的规则和秩序。只是，山川的神圣性，并不直接体现为远古式的“圣地”，而更加人文化。在这种人文化的神圣性中，文人士大夫在“以天下为己任”的自觉之下，或有意或无意地使得山水画发挥了接续“道统”的作用，而这一点又使得山川与近期关于人类学文化自觉的讨论产生了关系。 　　[关键词]山川；山水画论；他者；传神；人文化；道统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3）03-0044-10 　　作者简介：兰善兴（1985-），男，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文艺学专业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人类学。北京 100871 　　中国山水画论滥觞于魏晋南北朝之际，至唐代真正产生，而最终成熟于宋元。山水画及其创作理论，直观地展现了中国古代绘画艺术在逐渐走向成熟时的面貌和姿态。从中可以窥见的，不仅仅是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山水所带来的审美愉悦、审美经验，更是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们对自然乃至社会的构想。因此，山水画以及山水画论并不单单是艺术学、美学的研究对象，也是社会人类学想象力的可能源泉。它们所显示出来的是中国知识人对待自然山川的一种特殊情感和经验。 　　一、文人士大夫身份与山川神圣性的契合 　　虽然文人山水画最终成熟于宋代，但是山水画以及山水画论和文人士大夫这一群体的关系则可以追溯至魏晋时期。生活在晋宋之际的宗炳，就坦言自己“眷恋庐衡，契阔荆巫，不知老之将至。愧不能凝气怡身，伤砧石门之流，于是画象布色，构茲云岭”①。可见，至少在东晋末年就已经有了以自然山水为主要描绘对象的画作了，只可惜这些画作并未能够被保存下来。所幸，在唐代张彦远所著的《历代名画记》中，保存了宗炳的《画山水序》和王微的《叙画》，这两篇山水画论。艺术史、美术史以及古代绘画理论研究往往将此称为山水画及山水画论的超前出现②。 　　山水画和山水画论在魏晋之际的超前出现，自然与当时玄学盛行之风不无关系。魏晋时所盛行的人物品评也对山水画的超前出现有间接作用。除了这两方面原因之外，佛教在当时的兴盛，对山水画以及山水画论的出现也有一定影响。可以说，魏晋玄学和佛教思想，为山水画以及山水画论的出现奠定了形而上的基础；当时盛行的人物品藻也在一定程度上间接地对山水画及山水画论发生着影响。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使得自然山川与“道”之间的距离被拉近了。而与之相关，还有一个更为现实和直接的因素，也在山水画以及山水画论的出现过程中发挥着作用。这一因素便是隐逸思想，它直接关涉当时士人的身份、社会地位和处境。 　　在山水画论尚处在萌芽期的魏晋时期，传统士族的身份发生了重大转变。在周代，作为一个阶级的“士”，可以直接参与国家（诸侯国）的政治统治，并且和公卿大夫，乃至天子诸侯共同成为庶民的代表、标识。他们在一套严格、完整的宗法制度之下，在典礼仪范之中，维系着整个周代的统治和道德体系。王国维就认为：“古之所谓国家者，非徒政治之枢机，亦道德之枢机也。使天子诸侯大夫士各奉其制度典礼，以亲亲、尊尊、贤贤明男女之别于上，而民风化于下，此之谓治，反是则谓之乱。”[1]（P.54）并且，在“天下有道”的时候，士的选拔标准并不是血缘的纽带，而是贤才。按照王国维先生的说法：“故天子诸侯世，而天子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卿大夫士者，图事之臣也，不任贤，无以治天下之事。……世卿者，后世之乱制也。” [1]（P.52） 　　暂不论“天子诸侯之卿大夫士皆不世”的观点是否正确③，但贤能确是古代中国对于士大夫的评判标准之一，而举贤任能也就成为了国家治乱与否的标准之一。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2]也不乏此意。而魏晋时期的世族门阀，却使得文人士大夫逐渐地远离政治。那些不参与国家政务，却富有德行和才学的“文化人”便逐渐成为了一个特殊的群体——“名士”。 　　这个新产生出来的士人群体，站在政权之外，追求名士风流。可以说魏晋时期不仅仅是中国文学自觉的时代，也是中国文人知识分子自觉的时代。随着人物品评的兴盛，以及玄学思想的发展，名士风流成为了当时士人所渴慕的风度。“名士风流的思想根源，或者与隐逸思想有些关系。……隐之最初动因，大抵是避世。这种思想到汉末，便和士人对于大一统政权的疏离心理逐渐合拍，士人在感情上与大一统政权产生了距离，便渴望着用另一种方式（不是入仕的方式）来表现自己的存在。名士风流当然就成了一种恰当的方式。”[3]（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