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西南联大读书.docVIP

我在西南联大读书 　　我1942年进西南联大，1946年联大结束，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各自复员回归京津，我自然也就告别了哺育我的母校。日子过得真快，一晃间，67年过去了。这半个多世纪我们经历了多少风霜雨雪、崎岖坎坷，但对联大的记忆、眷恋和遐想，却始终萦回脑际，难以忘怀。 　　世有“红学”，是专门研究《红楼梦》的。我看现在应该说又有了一门“联大学”，中外专家学者发表的研究西南联大的著述越来越多，有专著，更有难以计数的单篇文章。大都就联大的优良传统、办学理念、孜孜矻矻的勤勉学风、追求民主自由的斗争事迹等等进行了深入研究。誉联大为“学术重镇”、“人才摇篮”“、民主堡垒”，已成为举世公认的共识。我不想就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论述，只想从自己的切身感受，谈谈西南联大给我的教育。 　　1942年秋季新生开学在9月末，正是联大校园内政治空气相对低落时期。因为1941年1月发生了“皖南事变”，蒋介石在全国掀起了反共高潮。联大部分地下党员被迫疏散离校。1942年1月6日，联大一千多名同学走上街头，举行声势浩大的声讨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的大游行，直指国民党政权的核心人物，后被称为“讨孔运动”，引起蒋介石的震怒，派大特务康泽到昆明抓人。因而又有部分进步同学转移到云南的州、县隐蔽，许多社团活动也停止了。这样，学校里的课外活动就少了。当时我刚从四川长途跋涉到昆明来，怀有进了自己多年向往的名校的兴奋感，一切都觉得新鲜，一点也没有生活艰苦的感觉。其原因，一是抗战已经5年，对生活物资匮乏已习以为常；二是刚刚毕业的中学生活还没有联大好。看到有些联大老学长写的回忆文章说，他们当时吃的是“八宝饭”，即饭里有沙子、稗子乃至老鼠屎之类。这种情况，应该是联大早期的事情。我1942年入学时，吃的米一直很好，没有吃到过“八宝饭”。因为这时的伙食由学生自办，四五十人组织一个伙食团，从训导处把同学的贷金统一领出来，自己下乡直接向农民采购大米，米的质量是很不错的。当然，贷金有限，菜不是很好。多数伙食团是一天吃午、晚两顿饭。早饭自己解决，没钱的就饿到12点。我们都是20岁左右的大小伙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饭尽管可以吃饱，但没油水，容易饿。老实说，每天上午上10点至12点的课的时候，肚子是饿得很难受的。 　　大一新生的课程基本都是必修课，包括：大一国文、英文、中国通史、逻辑学、一门社会科学、一门自然科学，还有伦理学等等，都由名家授课。如教大一国文的，有中文系的罗常培、朱自清、罗庸、杨振声、闻一多、沈从文、浦江清、李广田……皆一时俊彦。先后担任大一英文讲席的有：陈福田、莫泮芹、叶公超、柳无忌、潘家洵、钱钟书、陈嘉、谢文通、胡毅、卞之琳、刘世沐、杨周翰、李赋宁、查良铮……真是群星闪耀，目不暇接。而教逻辑学的是名教授金岳霖；教伦理学是文学院院长冯友兰；社会科学课中教经济学的是法商学院院长陈岱孙；教政治学概论的是著名政治学家张奚若、浦薛凤、楼邦彦、龚祥瑞、王戆愚……诸大师；教社会学原理的先后有陈序经、吴泽霖教授。真是名师荟萃，对学生来说这是一种幸运，是因抗日战争而得到的特殊机遇。因此多数人是想好好读点书的。 　　就我的感受来说：首先是中文系教授自编的大一国文课本使我大开眼界，体现了联大的特立独行。当时国民党教育部提倡复古，社会上“尊孔读经”的舆论颇盛。部颁大学国文教材以古文为主。联大反对这种逆流，选材既有古文，也有语体文。以我们1942年的课本为例，就有：《论语》（节选）、《左传：鞌之战》、《三国志·诸葛亮传》、李清照《〈金石录〉后序》、王国维《人间词话》（节选），还有陶渊明、杜甫、欧阳修、辛弃疾、秦观、李清照的诗词；语体文则选了胡适《文学改良刍议》、鲁迅《示众》、徐志摩《我所知道的康桥》、林徽因《窗子以外》、丁西林的独幕剧《压迫》等等，都是经典之作，而且全无学究气。所选古文大都思想清新、感情真挚、朗朗上口，我至今还能背诵其中的一些篇章。尤其给我印象深刻的是《论语》选了《先进》篇的一小节。原文不长，摘录如下： 　　子路（名由）、曾皙（名点）、冉有（名求）、公西华（名赤）侍坐。 　　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 　　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 　　夫子哂之。 　　“求！尔如何？” 　　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 　　“赤！尔何如？” 　　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 　　“点！尔何如？” 　　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 　　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