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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蜀汉政权的选举制度 　　中国传统王朝实行的是一套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体制，其与专制皇权相辅相成。皇帝通过驾驭百官，进而控制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对于官僚政治而言，为了保证各级官吏的素质，确保国家机器的运行效率，必须要使官僚集团不断地吐故纳新，这就需要有一套相应的制度保障，于是逐渐产生了官吏的选举制度。选举制度的主要目的是为统治者选贤任能，为庞大的官僚机构输送新鲜血液。在中国社会进程的各个时期，中央政权所采用的选举制度不尽相同。以下探讨的是三国时期蜀汉政权的选举制度。为了更好地解读这一制度，必须先熟悉东汉末年选举制度的发展脉络及趋势，以及同一时期曹魏、孙吴两国的选举制度（主要是九品中正制）对其之影响。 　　一、东汉末年的选举制度 　　两汉初期确立了以察举制为主体的选举制度。察举，又称“荐举”，是一种由下而上推选人才的制度，即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按照一定的道德标准，展开考察，将未有官职的士人或下级官员推荐给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酌情授予一定官职或提升其职位。[1]察举制在实行初期，确实起到了选拔良才、移风易俗的积极作用，但长期施行，缺少有力监督，不免产生众多弊病。这些弊病中最严重的是“选举不实”。东汉政治腐败，各级官员擅用职权，结党营私，士人攀权附贵，沽名钓誉，加剧了选举流弊。 　　对于东汉末年的“察举”弊病，当时已有众多有识之士已然察觉，并试图突破原有的选举制度，曹操便是其中之一。曹操提出的“唯才是举”的选举标准，是对于汉末流弊已深之察举制的抨击。[2]《宋书·恩幸传序》云：“汉末丧乱，魏武（指曹操）始基，军中仓卒，权立九品，概以论人才优劣。”曹操任用韩嵩，率先在军队中品评人物，擢用人才。经过曹操的准备，及至魏文帝曹丕，正式创立“九品中正制”的时机已经成熟。 　　对于曹丕任用陈群，创立“九品中正制”的史料，最早出现于陈寿所撰《三国志·魏书·陈群传》，谓：“文帝（指曹丕）在东宫，深敬器（陈群）焉……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为尚书，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因陈寿书史，常轻略官职制度，所以这一重要的选举制度，陈寿只是粗略提及，并未详细解读。 　　对于“九品中正制”的研究，以唐长孺先生的观点最为典型，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唐先生在《九品中正制试释》中，认为“九品中正”制度的作用是“巩固门阀制度的统治”，“在表面上仍然是沿袭东汉之旧，以察举征辟为入仕大道”，但另一方面，却是由于“经过黄巾大起义之后，人士流移，政府选举无法查考乡闾的批评”所造成的。正是这种原因，使得“九品中正”制度一面要“顾全乡闾评定的旧传统”，另一面也要“适应人士流移的新环境，就本乡中选择一个合适的人来主持评定的任务”。[3]因此可以说，九品中正制度是在“新环境”和“旧传统”的交互作用下形成的。 　　唐先生的观点很有启发性和代表性。他还对同一时期孙吴政权的选举制度进行过研究，但其研究并不深入。张旭华先生在《东吴九品中正制初探》一文中，对东吴立“九品中正制”进行了系统分析。他认为，东吴仿效曹魏建立了“九品中正”制度，其“九品中正”虽在组织上予以设置，“中正”职权及其选任方面亦因袭魏制，但某些地方已大有变异。这是因为东吴“九品中正制”之实行，不仅要“确保江东大族特别是吴四姓的仕宦特权”，而且要“兼顾到淮泗集团和流寓大族的利益”，这对巩固东吴政权及其统治极其重要。[4] 　　由此可见，“流寓大族”是“九品中正”创制过程中的重要因素。根据唐先生的说法，这种“流移人士”正是东汉末所出现的“新环境”。但值得反思的是，同样的“人士流移”情况也发生于蜀汉政权，为何其没有形成类似的“九品中正制”？这与蜀汉政权特殊的政治格局密切相关。 　　二、蜀汉政权的政治格局 　　刘备击败盘踞在益州的刘璋后，势力范围扩展至益州与荆州部分地区。公元221年，刘备登基称帝，正式建立蜀汉政权。蜀汉政权在三国中，疆域最小，实力最弱。而整个益州相对于中原而言，虽然号称“天府之国”，但其发展程度也不可同日而语。三足鼎立之势虽成，但蜀汉国势卑弱，已是先天不足，诚如诸葛亮《出师表》所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阻，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蜀汉前期有诸葛亮等谋士，以及关羽、张飞、赵云、马超等猛将辅佐，加之刘备知人善用，国力尚可与曹魏周旋；但到后期，刘禅怯弱，亲近宦官，群臣离心，国势日下，终为司马氏所灭。 　　蜀汉地处偏隅，经济并不发达，而在社会组织上，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境内无强宗大族的汉人组织”。[5]对于蜀汉政权而言，中央和地方上的“强宗大族”均来自蜀地之外。针对蜀汉统治阶层（包括皇族、高级官僚等）的地域来源进行分析，可以得知迁蜀人员大致来自三个方面：一是来自北方（今河北、河南等地），包括刘备原籍及其早期活动范围。二是来自南阳和荆州，这部分数量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