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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思想现代价值之发现与确定 　　摘要： 　　王夫之思想现代价值发现的前提条件是其著作的大量出版和其思想的大力提倡，在这一方面曾国藩居功甚伟，但真正揭示王夫之思想现代价值的是谭嗣同和梁启超，谭、梁船山研究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他们揭櫫了王夫之思想中有所谓科学、民主思想，而在于他们将王夫之思想与中国人的救国、强国理想紧紧相连的示范，因而使王夫之思想研究总是与中国近现代的变革紧密相联，从而使船山研究与时俱进，具有了新的时代品格。 　　关键词： 王夫之思想；现代价值；谭嗣同；梁启超 　　中图分类号： B2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7387（2013）02-0014-04 　　晚清，中国进入近代社会，由于湘军系人士的大力提倡，王船山之名传遍大江南北，船山学亦成一时之显学，但是，王夫之思想的现代价值并不是立时显现，而是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其中，谭嗣同、梁启超的船山研究对其思想现代价值的开掘起了关键作用。 　　一 　　中国由1840年鸦片战争而进入近代社会，但中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在很长时间里并未有太大变化，因而此时人们对王船山思想价值的揭示主要还是在其传统意义一面。众所周知，王船山思想研究之风的兴起，与曾国藩刻印出版《船山遗书》有关。曾国藩为何要刻印《船山遗书》呢？学术界有许多不同意见。章太炎最早提出了“悔过”，然后自己觉得不妥，又提出“攘夷说”[1]，许多人不同意这一观点。尽管《船山遗书》刊刻的政治寓意有争议，但都肯定其对于王船山学术思想传播的意义。许冠山在《船山学术思想生命年谱》中说：“盖以当时正值湘军初复金陵，曾氏兄弟权倾一时，此书一出，天下书院，学署与书香世家，莫不争相购备。” [2]另有论者说：“曾国藩刻印《船山遗书》，在客观上固然发扬了船山的民族精神，主观上恐怕未必没有借此发泄私怨的用意。” [3] 　　曾国藩刻印《船山遗书》，与他对王夫之思想价值的认识密切相关。曾国藩欲调和汉宋，实际上是尊宋，所以也强调王船山“专宗洛、闽”，深悟“尽性知命之旨”，其功用在“弥世乱”。[4]这就是曾国落所揭示的王夫之思想之价值。无独有偶，郭嵩焘也持这样的观点，他说：“夫之为明举人，笃守程朱，任道甚勇”，“卓然一出于正，惟以扶世翼教为心”，[5] 极力主张王夫之从祀文庙。 　　如果说曾国藩面对内乱而以传统的理论和方法加以平定之，但是随着外侮日甚一日，传统的理论和方法都显得不堪一击。所以，思变的思潮风起，起先是办洋务，随后就有所谓变法维新的运动的发生。在这一时期，谭嗣同、梁启超对王夫之思想之现代价值的开掘尤引人注意。 　　二 　　对于王船山学术思想的传播和研究来说，谭嗣同在其中起了两方面的作用，一方面是他自己深喜船山思想，通过认真学习和研究船山思想以及其他思想理论形成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二是通过自己的宣传、影响使船山思想得到更广的传播，产生更大的影响。 　　谭嗣同何时在何地开始读王船山的著作，现在很难作出明确的回答。因其时曾刻《船山遗书》已出，谭家为湖南有名的士绅之家，家中藏有《船山遗书》是情理中事，由此推知谭嗣同有可能比较早接触《船山遗书》。《三十自纪》谓嗣同于同治四年春二月己卯生于京师，光绪元年春随任北通州，犹往京师。三年冬归湖南，取道天津至烟台、上海等地，……十五年春、夏两至京师，十九年夏又赴京师。据欧阳予倩《上欧阳瓣薑师书序》，谭嗣同十岁就师从欧阳瓣薑。[6] 这个时间与谭嗣同自述光绪三年归湖南的经历有一点出入，相隔两年。从《报刘淞芙书》来看，似乎他是在至京师后才闻衡阳王子精义之学的。所称的“蔚庐”是指同县的刘艮生，即刘人熙，善琴。[7] 谭嗣同游踪甚广，也大量阅读了当时翻译的西方书籍，吸收了西方思想，因而常从王夫之的言论中寻找出一些与西方学术思想相合之处。如他在《仁学》中说：“日新乌乎本？曰：以太之动机而已矣。独不见夫雷乎？虚空洞杳，都无一物，忽有云雨相值，则合两电，两则有正负，正负则有异有同，异则相攻，同则相取，……王船山邃于《易》，于有雷之卦，说必加精，明而益微。……” [8] 从政治思想方面寻找共同点，可能是谭嗣同更热衷做的事情，所以他认为王船山先生是兴民权的，而黄宗羲、顾炎武皆不及。不仅如此，谭氏还从远古君民关系的演变，而明示君主立宪是中国古以有之，王船山等先贤也有此意。[9]在寻找和重新诠释中，王夫之思想之现代价值即重视科学与民主的观念被发掘并加以放大，使其进入现代思想研究的中心位置。这是谭嗣同船山研究的突出贡献之一。 　　与谭嗣同相较，通过撰写《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启超的王船山研究意义一方面体现在从学术史上揭示王夫之的地位，对王夫之思想意义在学理上进行阐述；另一方面，梁启超又以其在学术界的强大影响而确定王夫之思想和王夫之研究在现代学术史上的地位。 　　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