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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制度主义三大流派的分歧与融合 　　摘 要：新制度主义是在对行为主义理论方法加以批判的基础上重新将制度引入政治学研究的。新制度主义中的诸流派在制度内涵、研究层面、研究角度和对本体论的认识等方面均存在差异。其中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主要流派从不同研究维度入手，揭示人类行为及其与制度间的互动关系，在对政治现象的解释上各有特色。这三个流派在发展中既有所不同，又显现出融合的趋势，使新制度主义学派的研究思路进一步拓宽，从而推动了政治研究的发展。 　　关键词：新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 　　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6-0005-06 　　“新制度主义”一词最早是美国人马克·图尔（Marc R. Tool）在其1953 年的博士论文《新制度主义哲学：凡勃伦、杜威和康芒斯》中提出的。而新制度主义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学理论的提出，则是自美国学者詹姆斯·马奇（James G. March）和约翰·奥尔森（Johan P. Olson）于1984年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发表《新制度主义：政治生活中的组织因素》一文之后。此后二十多年，作为一个理论流派的新制度主义得以迅速发展，一些学者甚至将新制度主义的演进视为二战以后西方政治科学的第三次革命，即“范式革命”。本文拟从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及其分歧以及新制度主义诸派别间相互融合趋势的角度对新制度主义理论加以评析。 　　一、新制度主义的三大流派 　　新制度主义是在对行为主义理论方法加以批判的基础上重新将制度引入政治学研究的。新制度主义者认为，二战以前的制度主义研究过于重视政治结构、法律框架和程序规则等，过于注重描述，“常常用静态的眼光看待制度而忽视制度的动态运作过程”。[1]与传统制度主义相比，新制度主义的“新”体现在既关注制度在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又吸收行为主义动态、过程和定量化的研究方法，[2]无论在研究层面还是在分析角度上都进行了研究范式的更新。 　　在总体上，新制度主义是一种研究理论的统称，其中包含多种派别，学者们对此有诸种不同的看法。如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威廉·R·克拉克（William R. Clark）倡导两分法，将新制度主义区分为以行动为中心的和以结构为基础的两个派别。[3]盖伊·B·彼得斯（Guy B. Peters）在其《政治科学中的制度理论：新制度主义》一书中提出七分法，认为新制度主义包含有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经验制度主义、社会学制度主义、利益代表制度主义和国际制度主义七个派别。[4]西蒙·雷奇（Simon Reich）在《制度主义的四副面孔》一文中从政策领域的角度将新制度主义区分为四个流派。[5]R.A.W. 罗德斯（R.A.W. Rhodes）等在《牛津政治制度手册》中则将新制度主义区分为规范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历史制度主义、建构制度主义和网络制度主义五个流派。[6]美国学者彼得·豪尔（Peter A. Hall）和罗斯玛丽·泰勒（Rosemary C. R. Taylor）在1996年发表的《政治科学和三个新制度主义流派》一文中提出三分法，将新制度主义区分为历史制度主义、理性选择制度主义和社会学制度主义三个流派。[7]这一划分颇具影响，得到学界的普遍接受和认可。以下对新制度主义中最具影响的这三大流派加以分析。 　　（一）历史制度主义 　　历史制度主义的兴起源自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盛行的政治学集团理论和结构功能主义的批判性反思，代表人物有西达·斯科克波尔（Theda Skocpol）、斯文·斯坦默（Sven Steinmo）、凯瑟琳·瑟伦（Kathleen Thelen）和P·埃文斯（P. Evans）等。这一流派接受集团理论关于围绕稀缺资源的竞争集团间冲突构成政治问题核心的观点，同时寻求对不同国家间差异性的解释；认同将政体视为相互作用的各个部分所形成的结构的功能论观点，但更注重组织结构在构成集体行为及产生差异性结果中的作用。 　　历史制度主义者从历史的角度对政治现象进行因果分析，将历史视为一种过程，强调历史对于现实、过去对于现在的影响。历史主义者认为，脱离历史情境的制度研究是不全面和没有意义的。政治制度在发展变迁中存在一定的路径依赖、时间序列和关键时刻。与其他流派相比，历史制度主义更接近传统的制度政治学。正如保罗·皮尔森（Paul Pierson）在研究欧洲问题时所说：“历史制度主义是历史的，它认为政治发展必须被理解为一种随时间而展开的进程；它是制度的，它强调现时进程的许多当前含义存在于制度之中，不管这些制度是正式的规则、政策结构还是非正式规范。”[8]彼得·豪尔和罗斯玛丽·泰勒对历史制度主义概括了四点：（1）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