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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时扩大和完善公推直选 　　摘 要：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经过了三十多年的发展，已经进入了攻坚阶段，改革的阻力在增加，难度也在增大，政治改革成为解决各种矛盾的关键。从政治改革的各个方面来看，完善和改革选举制度面临的风险相对较小，是政治改革的突破口和安全切入点。完善和改革选举制度最重要的就是适时扩大公推直选范围，逐步取代委任制和变相的委任制，在选人用人方面引入竞争机制，从源头上制约和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公推直选必须坚持普遍、平等、自主、直接的原则，建立和健全选举的各项制度，并用法律规定下来。 　　关键词：选举制；委任制；政治参与；公推直选 　　中图分类号：D62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3-0007-04 　　选举制度的科学性和民主性以及选举行为的普遍性、平等性和真实性，既是政治制度文明的表现，也是政治行为文明的反映，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政治文明水平。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选举制度还存在着不完善的方面，选举的普遍性、平等性还不够，极大地影响着政治文明的发展。适时扩大公推直选的范围，落实公民的选举权，是我国政治改革的突破口，也是一个安全的切入点。 　　一、完善选举制是突破政治改革困局的现实途径 　　20世纪80年代是我国政治改革的最佳时机。从国际上来看，由于苏联在全球影响的式微和对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控制的削弱，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行改革，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社会主义改革浪潮。从国内来看，我国的经济改革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初步从单一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中挣脱出来，给予了人民自由从事经济活动的权利，人民生活水平快速提高，改革获得了广大民众的大力支持。在政治上刚刚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全党和全国人民都对“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原因有痛切的体会。特别是党的高层在这场灾难中基本上都受到了冲击，深有痛感。在政治改革的问题上全党上下、全国上下都容易达成共识，改革措施也容易得到推行。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和198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向全党发出了推进政治改革的强烈信号，并对政治改革的目标、步骤、措施进行了“顶层设计”，政治改革被提上议事日程。 　　当前我国的政治改革面临的风险越来越大，只有突破诸多困局才能找到出路。我国实施“先易后难”的改革策略，结果是相对容易的经济改革空间已经不大，剩余的经济改革空间有赖于政治改革的支持，我们面临的改革目前只剩下“硬骨头”，进入了深水区，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使政治改革夭折。解决党政不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机构重叠、权力集中、人浮于事的难度加大，落实人大、政协制度、完善信息公开制度，分散并制约权力、降低行政成本等尤为重要，虽然宏观的改革方向已经确定，但是具体实施起来也是困难重重。由于当前利益冲突和价值冲突都比较突出，阶层矛盾、民族矛盾、地区矛盾，特别是官民矛盾都在一定范围内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表现为群体突发性事件频发，参与人数日益增多；我国周边也不平静，领土领海争端有升级的可能。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彻底全面的政治改革，不讲策略地触及个人根本利益、特殊群体利益和某些既得利益集团利益，就要冒较大的政治风险。所以，如何打破政治改革困局，找到一个各方都接受的切入点，实现政治改革软着陆，已成为我们今天必须解决的问题。 　　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来看，从改善选举制度入手，适时扩大公推直选，是我国政治改革破局的稳妥之举。因为民主选举首先不存在姓“资”姓“社”的争论。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充分肯定了巴黎公社的选举制度，指出：“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会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的，随时可以罢免。”[1]列宁在执政实践中对民主选举进行了深入的探索并进行了实践。我国的宪法明确了民主选举的法律地位，经过多次修改的《选举法》也使选举制度和选举行为更加科学化。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的公推直选做出了明确规定。党的十八大再次强调了民主选举的重要性。可以说，选举制是现存政治制度留给我们的重要民主空间，激活这个空间意义重大。1980年2月发端于广西宜州的村民委员会选举已经在我国实践了三十多年，县、乡两级人大代表直接选举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深圳区长副区长的差额选举、徐州市沛县公推公选县长、成都市新都区镇村两级党委书记的公推直选等等“星火燎原式”的试验也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在民主选举探索中，广大党员和群众的“独立意识、参政意识和竞选意识越来越强，并外化为对国家权力、法制法规、政府责任、公共管理与服务等的民主诉求，表现在选举上，就是对党内选举的高度关注和积极参与。”[2]随着信息社会的发展，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选举活动、我国台湾地区和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