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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关系的实证分析 　　摘 要： 以重庆市1997-201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和2006-2011年34个区县的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分析重庆市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动态关系，分别建立了变结构协整模型和面板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研究结果表明，重庆市城镇化发展与农民增收之间存在长期的正向影响关系，但是不同区县的农民收入具有不同的固定效应，不同的城镇化推进阶段农民增收幅度也不一样，且持续的城镇化推进政策才能保证农民增收的持续性。 　　关键词： 城镇化；农民收入增长；变结构；面板协整检验；自回归分布滞后模型 　　中图分类号：F22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5-0057-07 　　一、引言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重庆市农民人均纯收入由1978年的126元增加到2011年的6480元，增长51倍多。2011年全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6977元，北京、上海、天津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4735元、16053元和12321元，与全国以及其他直辖市农民收入水平相比，重庆市农民收入仍然偏低。重庆市是一个大城市与大农村的结合体，农村地域广阔，人口众多，为了加快发展、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经济增长与民生改善的良性循环，农民增收问题尤为关键。农民收入增长的滞后，不仅直接制约着农民生活的改善和农业农村经济的发展，更制约着经济结构的调整乃至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1]如何增加农民收入，许多研究给出了不同的观点，比如农民利益保护论、结构调整论、城乡统筹发展论、基础设施投资论和城镇化推进论等。对作为直辖市的重庆，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两翼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非均衡发展等因素导致了农村发展滞后，农民收入水平低下、增长缓慢，推进城镇化发展是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途径。2012年9月，重庆市委、市政府出台了《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若干意见》，目的就是切实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国内外诸多研究成果表明，城镇化的推进将在很大程度上拓宽农民增收途径，提高其收入水平。 　　城镇化是衡量一个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它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加快城镇化建设对于促进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2]刘易斯等发展经济学家从理论上论证了城镇化能显著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3]王国刚（2010）指出城镇化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重心，并探讨了城镇化建设所面临的问题和发展机制。[4]宋元梁和肖卫东（2005）、王淑梅和危兆麟（2007）都建立了向量自回归模型，刻画了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动态相关性。[5][6]谢松（2010）、梁春梅和肖卫东（2010）都运用了协整检验、ECM模型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对农民收入与城镇化水平进行了分析。[7][8]吴先华（2011）运用时间序列和面板数据的多元回归对城镇化与城乡收入差距进行了检验。[9]鲁建彪（2006）从简单分析中指出西部地区城镇化和农民收入之间存在积极的正面效应，但是政策措施的不科学将会导致负面效应。[10]已有研究表明，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发展能提高农民收入水平。重庆市是我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和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充分认识其城镇化发展与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之间的动态效应，是有效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需要，更是为全国统筹城乡改革提供示范的需要。 　　2012年《重庆市政府工作报告》也指出，将继续推动城市拓展，建设现代化小城镇，努力实现缩小城乡差距共同富裕。但城镇化和农民增收之间不是简单的正或负的相关关系，不同经济增长时期和不同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程度是不同的。本文将利用计量经济学方法研究重庆市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的关系，通过时间序列数据和面板数据来探讨城镇化水平与农民增收之间的深层次影响。 　　二、数据说明与处理 　　本文主要研究重庆被设为直辖市以来的城镇化发展与农民收入情况，时间序列样本数据区间为：1997-2012年，面板数据样本区间为2006-2011年，①来源于《重庆市统计年鉴（1998-2012）》和2013年1月重庆市统计局发布的最新经济数据。考虑到数据获得的便利性，主要采用常住市镇人口占常住总人口的比重指标来衡量城镇化水平，记为UR。农村居民收入数据为农民平均每人纯收入，单位为元。考虑到每年物价水平变动幅度不一致，采用以1997年为基期（1997=100）消除物价因素影响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记为PI。分地区的城镇化水平面板数据和农民纯收入面板数据分别记为p-UR和p-PI。 　　在1998-2005年间，重庆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一直低于1997年的价格指数，所以农民实际收入会大于名义收入。从图1中可以看出，“十一五”期间，重庆市农民收入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