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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的缔约过失责任研究 　　摘要：我国《合同法》中关于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的规定极其简单笼统，当赠与人行使任意撤销权给受赠人带来信赖利益损失时，并未就受赠人信赖利益损害赔偿和赠与人所应承担的责任做任何规定。从赠与合同的性质、任意撤销权的立法价值和质疑入手，分析是否要援引缔约过失责任制度来约束赠与人任意撤销权，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关键词：赠与合同；任意撤销权；缔约过失责任 　　中图分类号：D923.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4-0116-03 　　我国《合同法》第186条规定：“对于非社会公益、道德义务性质的赠与合同以及非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此为法律赋予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即只要是在一般赠与合同而非上述列出的三类赠与合同中，赠与人可无任何理由行使任意撤销权，受赠人无法要求赠与人履行交付义务，而在我国法律中却没有关于赠与人任意撤销权约束或限制以及赠与人滥用任意撤销权所应承担责任的规定。倘若在实践过程中，赠与合同有效成立，受赠人已经为受领赠与财产做了准备工作并支出了相关费用，此时赠与人突然行使任意撤销权，受赠人将因此蒙受损失，且由于任意撤销权的合法性，受赠人无法向赠与人追求赔偿责任，这显然对受赠人是不公平的，也突出了任意撤销权行使与合同法法理基础存在的冲突。 　　一、赠与合同的性质 　　对于赠与合同性质的研究与认定，是明确赠与人任意撤销权存在的理论基础。 　　首先，与其他合同相比，赠与合同最大的特征就是无偿性，赠与人愿意向受赠人支付一定利益，而不要求受赠人提供相应的对价，并且赠与合同具有单务性，这实际上造成了双方权利义务的不对等。从社会道德和法律双重角度考虑，对于赠与人的行为，法律没有过多苛求，反而有意减轻了赠与人的主观恶意程度，从《合同法》189条即可看出，只有在赠与人故意或重大过失时才承担责任；而赠与人赠与财产时可能因一时冲动未为周全，或其他原因使其对赠与财产心起悔意，此时法律理应从保护赠与人利益的角度，赋予赠与人任意撤销权，否则将会显失公平。赠与合同的无偿性在一定程度上给法律设立任意撤销权奠定了道德和法理基础。 　　其次，对于赠与合同是诺成合同还是实践合同的问题，学界争论不断，我国《合同法》的颁布也未能平息争论，但大多数学者还是认同诺成说，原因主要有二：其一，根据《合同法》185条的规定，并未要求赠与人以交付赠与财产作为赠与合同成立的要件，故应将赠与合同理解为“一诺即成”；其二，若将赠与合同认定为实践合同，则当赠与人未将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前，合同并未成立，赠与人不负有任何给付义务，双方当事人也不受合同约束。在此情况下，只要赠与人无恶意，其完全可为自身合理考虑而随时放弃赠与想法，不再订立赠与合同，则《合同法》规定任意撤销权便是多此一举。可见，赠与合同性质的认定和任意撤销权的存在息息相关，申言之，赠与合同的诺成性是赠与人任意撤销权行使的前提。笔者赞同诺成说，从各国立法例来看，只有日本、中国台湾地区以及我国在法律中规定了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制度[1]，可见，立法者正是基于本国赠与合同的无偿性和诺成性，为保护赠与人的利益而制定的。 　　二、任意撤销权的立法价值判断和质疑 　　（一）任意撤销权的立法价值判断 　　法律作为社会生活重要的行为规范，其在生活、交易过程中应具有明确的价值取舍和行为指向性。法律保护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益，维护交易安全的同时，也时刻平衡着社会价值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价值。正如前述，由于赠与合同的无偿性和单务性，使得赠与合同双方当事人在权利义务上存在不对等性；而赠与合同的诺成性也让赠与人负有更多的负担，赠与人一旦做出赠与的意思表示而受赠人予以接受，赠与合同即视为成立，按照法律规定，赠与人必须履行合同义务。相比于将赠与合同定性为实践合同的国家，将赠与人财产权利的转移作为合同成立的要件，实际上是给赠与人第二次慎重考虑是否愿意承担赠与后果的机会，倘若赠与人确有不愿再实施赠与的原因，其不交付或权利转移的行为即明确了赠与人的态度，合同也因此不成立，这就保护了赠与人的权利不受损害。而在我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因将赠与合同认定为诺成性合同，一旦合同成立，赠与人必须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交付义务，否则将承担违约责任。这对于赠与人来说不仅显失公平，更不利于社会道德以及善良风气的树立与发展。此时，任意撤销权制度的出现不仅是法律对保护赠与人利益的弥补，对双方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平衡，更是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社会矛盾以及明确社会价值取向的重要举措，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 　　（二）对任意撤销权的质疑 　　然而，法律在规定任意撤销权制度的同时，却没有对其进行限制，该权利无相对应的义务，也未规定滥用任意撤销权的赠与人是否要承担责任。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