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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转型社会中政府信任的重建 　　摘 要：政府信任衰落及由此而来的“信任危机”及“信任赤字”是社会转型期中国的一种客观实在。之所以会在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相当大程度上是转型过程中政府作为“制度供给主体”在制度能力上的信任缺失所致，具体表现为：制度供给能力不足；制度正义性匮乏；政府制度有效性不强。而要改变这种境况，惟有以制度信任为“切入点”来促进政府信任的重建：首先优化政府制度供给过程，提高政府制度供给能力；其次树立制度系统观念，增强制度的有效性；最后强化制度意识，塑造制度文化，确立制度权威。也只有这三方面的有效契合，政府制度供给方才有可能再获信任，政府信任由此才能得以再造或重建。 　　关键词：转型社会；政府信任；制度信任；政府能力 　　政府信任衰落及由此而来的“信任危机”，是当今世界范围内许多政府面临的重大考验。特别是对正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而言，更是如此。近年来，伴随着众多影响广泛的公共事件的发生，许多地方政府不断受到公众信任的挑战，致使政府与社会之间出现了一堵亟待翻越的“信任墙”。正如官方权威媒体所指出的：“政府、专家及媒体等公信力受损，导致社会信任度不断降低，在一系列热点事件面前，老百姓成了‘老不信’。特别是‘从政府层面看，公信力损耗尤为明显。”①不仅如此，更为主要的是，“官民疏离”、“官民隔阂”及官民矛盾已然渗透日常生活，进入社会心理结构深处，变成了生活方式。正是因此，政府信任问题日渐成为国内社会学、经济学及公共管理学界的一个热点议题。基于此，笔者拟站在“转型社会”这一层面从政府信任与制度信任之间的内在关联视角进行初步剖析，以有助于该问题研究的深化，促进政府信任的重构乃至于未来改革的深入。 　　一、政府信任及其与制度信任的“亲缘性” 　　信任是社会秩序良性运行的基础之一。信任缺失，社会运转将会出现危机。因为任何个体（或组织）对外界信息的掌握都不可能是完全的，行动的选择和关系的建立也都不会是完全理性的。从这一意义上言，信任对“稳定的社会关系非常重要”[美]彼得?布劳：《社会生活中的交换与权力》，李国强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版，第155页。，其不仅是任何一种社会关系得以持久存在的前提；而且也是增强社会成员向心力、降低社会运行成本和提高运行效率，乃至于促进民主制度良好运行的“基本要素”。许多学者曾指出，“一个系统――经济的、法律的或政治的――需要信任作为一个前提条件。没有信任它就不能在不确定的或有风险的情景中激发支持性活动”Luhmann， N.“Familiarity，confidence，trust：problems and alternatives”.In：DGambetta（ed），Trust：Making and Breaking Cooperative Relations，Oxford：Basli Blackwell，1988.p103.。所以，构成社会的生态系统，包括社会、经济与政治等诸种制度，与信任的关系就一直被认为是紧密相系的，“信任是一个在社会关系和社会系统中产生并维持团结的整合机制”Baber， B.The Logic and Limits of Trust.New Brunswick，New Jersey：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83.p21.。对于政府来说，其作为一种特殊组织形态更是如此，依照新制度主义代表人物约翰?迈耶（John Meyer）的观点，其至少要面对技术和制度两种不同环境。技术环境要求组织效率最大化，制度环境则是强调组织行为符合“合法性”要求。也就是说，“组织如果想要在它们的社会环境中生存下来并兴旺发达，除了需要物质资源和技术信息之外，还需要其他东西。特别是它们还需要得到社会的认可、接受与信息”转引自[美]W?理查德?斯科特：《制度与组织――思想观念与物质利益（第3版）》，姚伟、王黎芳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67页。。实际上，所谓“社会的认可”就是制度合法性及在此基础上人们对政府表现出的信任情态：组织或组织中个人不断接受和采纳外界公认的、赞许的形式、做法或“社会事实”的过程。 　　信任是一种“相互性行为”，对其分析和解剖要从信任生成过程中的行为主体的构成这一角度切入。科尔曼（James S.Coleman）曾说，任何行动理论都包括一种有关基本行动者的理论。无论产生行动的结构复杂到何种程度，基本行动者都是行动的源泉。[美]詹姆斯?S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邓方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585页。由此言之，信任基本结构至少是要由信任的主体、对象以及主体能够获知的关于对象的信息构成。在一个人信任另一个人的最简单信任结构中，发出信任者是主体，被信任者是对象，这个结构的隐含条件是主体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