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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研究 　　摘要：目前还没有论著明确地回答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时间。笔者认为，1938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在重庆举行是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标志。本文就重庆多党合作产生问题进行研究，揭示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历史条件，叙述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主要经过，阐明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重要意义，强调重庆多党合作的产生标志着中共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密切合作的开端，发挥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独特作用，在中国多党合作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 　　关键词：重庆多党合作产生；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中国共产党；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 　　中图分类号：D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269（2014）01-0041-10 　　重庆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亲自做统战工作的地方，是中国四个民主党派的发祥地，具有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光荣历史的城市。贾庆林指出：“重庆是一座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为巩固壮大统一战线、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作出过重大贡献，在中国革命史上和中国统一战线及多党合作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1]原中共重庆市委统战部部长辜文兴认为，“重庆市是多党合作搞得最早的地区之一”[2]，并于2004年11月15日提出了“重庆市多党合作”[3]的概念。重庆多党合作历史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同老一辈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代表人士以及各级中共组织同民主党派组织、无党派人士在重庆为夺取革命、建设、改革胜利而团结合作的历史。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重庆多党合作是从什么时候产生的？根据现有研究资料，目前还没有论著明确地回答这个问题。笔者认为，1938年10月28日至11月6日国民参政会一届二次会议在重庆举行标志着重庆多党合作的产生。本文就重庆多党合作产生问题进行研究，揭示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历史条件，叙述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主要经过，阐明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重要意义。 　　一、重庆多党合作产生的历史条件 　　（一）日本侵略军相继攻占广州、武汉前夕，国民党政府西迁重庆，为重庆多党合作产生提供了客观环境条件 　　国民党政府从1927年4月开始一直以南京为首都。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不久，蒋介石于7月下旬手令国民党政府各院部会“准备迁地办公”。8月13日，日军开始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对国民党内部分高级幕僚何廉等明确表示“我们将迁都四川重庆”。11月12日，日军攻占上海后开始进攻南京，国民党政府于20日发布“移驻重庆”宣言。11月26日，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抵达重庆，12月1日国民党政府开始在重庆办公。1938年7月16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行政院及中央党部以及国民参政会、国防最高会议从速迁往重庆”[4]，并于次日发出紧急命令，令所有驻汉中央机关于5日内全部移驻重庆。从7月18日起，国民党中央各部纷纷迁往重庆。广州、武汉沦陷前夕，“国民政府”机关除军事委员会随蒋介石在12月8日移驻重庆办公外，均由南京经武汉迁到重庆。与国民党党、政、军各中央机关纷纷迁驻重庆的同时，中国共产党派出以周恩来为首，包括董必武、叶剑英、林伯渠、邓颖超、博古、吴玉章、王明以及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的机关报《新华日报》先后移驻重庆。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社会各阶层政治力量也随之汇集重庆，重庆成为战时中国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各阶层、各民族以及港澳台同胞、海外侨胞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舞台，成为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团结合作的政治舞台。 　　（二）抗战初期中共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团结合作，为重庆多党合作产生奠定了坚实的历史基础 　　全面抗战爆发前后，中共就开始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建立了不同程度的合作关系。各民主党派支持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团结、民主，反对投降、分裂、独裁的主张。他们创办许多报刊，进行抗日动员和宣传工作。救国会许多成员进入陕北、华北、华中等抗日根据地，参加八路军、新四军的英勇斗争。 　　1937年12月28日，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在长沙访晤黄炎培，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合作到底、坚持抗战的根本主张，并谈论了国际大势。事后，黄炎培应邀到湖南省政府与张治中会谈时事，讲述欲抗战到底必须国共切实合作的主张，并希望张治中遇事处以公正。1938年1月，乡村建设派首领梁漱溟到延安访问，同毛泽东长谈两个夜晚，就抗日前途问题和建设新中国问题，深入交换意见。2月，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负责人章伯钧、彭泽湘同周恩来、王明在武汉举行正式会谈，双方一致同意今后密切合作，共同抗日。 　　为了动员和团结全国人民进行全面抗战，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建立民意机关，实行抗日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