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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思考中国现代化 　　中国现代化直到今天为止，都受困于这个问题。我们都觉得我们现在还是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奔跑。那么，究竟什么是现代化？什么又是中国的现代化？其实几百年来，我们中国人并没有根本地弄清楚。 　　本质：文明的加法 　　第一个问题我想讲中国现代化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这里面当然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怎么来重新理解中国的古代。 　　我们过去的概念当中，特别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我们将中国古代描述成一片黑暗。我们今天看，“五四”那一代人描述古典的中国，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味道。那一代人在面对西方的进步时，恨中国不能跟上去。跟不上的原因，则被归咎为中国的传统太落后，一直拖着中国现代化的后腿。如果善意地理解中国五四时期的知识人，他们是在以这样的方式来解释中国的无力。 　　我觉得，不论我们现代化遇到了多少挫折，但只要我们来讲古典中国，就应该重新去认识。古典中国，是一个早熟的文明，是一个精致的文明。早熟就是说中国文明的很多东西可能在历史上的一个轴心时代——春秋战国时代，就都形成了。我们后世中国人的思想，都能从那时的智慧资源中去找到它的线索。而精致的文明，是因为中国经过几千年的演化，从原来黄河的中下游一直往外扩张，但这种扩张并不是一种暴力征服，而是各种文明自然地整合到中华文明当中。这种精致、早熟的文明，它其实给古典中国带来一种非常不错的格局。 　　我们讲中国古代如何的不好，其实都忘记了一条。中国的历史两千多年，真正改朝换代不过一部二十四史。这二十四史中，除去《新唐书》《旧唐书》《新五代史》《旧五代史》这些重复部分，大的改朝换代和动荡不过二十多次。中国的历史长时期就是一个超稳定状态。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长时期是在一种农业文明状态下。农业文明就构成一种中国的传统文明。在农业文明基础下，中国的精神文明和物质生活都非常简单。帝制时代中国的政治架构也是非常简单。 　　中国的政治架构，按照16世纪西方人的看法，是最理想的。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的皇帝是最英明的一个阶层。中国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大都是经过战争考验的，是一种豪杰，当然是带一种流氓气的豪杰。从第二代起，皇帝都要经过严格培训，聘请全国最好的老师去教导他们。中国在君主制下，皇帝从第一任到后来，都是比较好的。 　　而对大臣来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在秦汉时期，臣僚是通过察举制度选拔出来的。这种体制当然也可以选出很好的干部。自秦汉直到魏晋，这个漫长过程就是靠这种体制。但魏晋之后，察举制度发生问题。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高官子弟永远是高官，老百姓子弟永远是老百姓，这种制度就使社会的流动发生了堵塞。中国的社会就不可能有新的血液供应到统治阶层当中去。中国传统社会两千年中，特别注意社会阶层的流动，一定是让民间菁英往体制内去流动。这样，阶级就不会固化。 　　到了隋唐时期，官员选拔就开始转向建构一个更好的制度——科举制度。科举制度说到底，就是不论血缘、门第，分数面前人人平等。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这种科举体制，特别是其中的八股考试，讲了很多不足和问题，但我们都忘了，在中国一千年的科举制度下，科举制给中国提供了一种最好的官僚体制的补充。中国科举制度考出来的官员，给中国带来一种最良性的社会治理。这就意味着中国的政治就一直处于知识阶层的管理之下。 　　中国的古代社会在农业的社会基础下，管理农村就很简单——农村不要去管。政府的主要功能就是观天授时。只要农业时令不会错乱，中国文明就可以很稳定地发展。而中国的官僚队伍是经过严格考察上来的，带来了一种良性治理。在16世纪的时候，西方人看中国就认为中国达到了一种历史的终结、人类文明的顶点——中国的皇帝那么英明伟大，中国的官僚这么不得了，已经实现了希腊哲人柏拉图笔下最高境界的“哲人王”治理了。 　　这个时候中国面对西方时，仍然和过去“一以贯之”。这个“一以贯之”就是儒者所谓“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一事不知以为深耻”。此时的中国人在面对西方传教士、商人带来的新东西时，有一种坦然无碍的态度。这是由于中国文明本身的一种规律，对其他所有的一切不同文明、异域文明，都不会去拒绝它。 　　譬如西汉末年，中国文明面临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异域文明——印度佛教文明。佛教文明自西汉末年传到中国后，经过数百年与中国文明接触，到宋时，发生了极大改变。一方面，中国文明里吸纳了佛教文明的思辨因素，产生了宋明时期一个最重要的思想变化——“宋明理学”，这其中容纳了西方印度佛教的因素，佛教文明就从这个方面改变了中国文明的形态。另一方面，中国文明还把一个纯粹的印度佛教改造成中国佛教。 　　再举一个例子，我当年在台湾南华大学访问的时候，一位音乐教授给我演奏四首“纯粹”的中国音乐。听完以后，我说：“你的第三首是宋代音乐，但它很明显能听出佛教的影响；第二首是唐代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