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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性伦文化分析 　　摘 要：中国传统社会的性伦文化特征体现了男权与女权博弈的格局。在性别观上，体现了男尊女卑；在婚嫁观上，追求“郎才女貌”；在贞操观上，表现为作为“偷腥猫”的男性与忠贞和淫荡双重角色的女性。性伦文化的特征体现了男权社会价值观对女性的塑造。 　　关键词：性伦文化；性别观；婚嫁观；贞操观 　　中图分类号：G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09-0128-02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社会的发展、进化都是由生产力的不断进步而逐渐实现的。如果我们用年鉴学派的“长时段”理论来考察这一观点，它无疑是正确的。由于生产力的进步，人类社会开始了缓慢的进化：由野蛮时代进入文明时代，由母系氏族时代进入父系氏族时代进而发展到传统父权制社会。在中国，自农耕文明的确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的时段被公认的是中国的父权制时代，在这个时期所展现的文化是以男性文化为主，而女性文化从属于男性文化。父权制细分起来又有父权与夫权之别，他们既有共性又有差别[1]。本文无意探讨父权与夫权的差异，重点概括分析父与夫作为男性的共性在父权制社会里呈现的文化特点。男性与女性是相对而存在的，因此分析男性必然避免不了与女性的对比。男女两性关系，即性伦文化[2]，体现了传统社会文化的特性。鉴于此，笔者以“性伦”为切入点，尝试分析其中的性别观念、婚姻观念、贞操观念等三方面，以此来体现男权文化的一些特点。 　　一、性别观：夫为妻纲、男尊女卑 　　男性与女性作为不同的性别角色，具备不同的生理特征。生理特征差异的存在，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之中很自然地导致了男女社会分工的差异。社会分工，首先是蒙昧时期人类生存的理性选择；步入文明社会之后，它已经超越了生存理性而转换成文化角色的表征。文化角色的抉择，实际上就是权力分配的博弈。 　　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属于农耕社会，男女劳动分工的基本模式是男耕女织。这种概括简单明了，但细细品味就会发现这其中隐含的意义其实却是耕大于织。中国人非常注重“食”的问题，故有“民以食为天”的认识，这也表达了“食”是人生存第一位要素之要义。紧随其后的第二要素就是“穿”，与之相对应的就是“织”。如果说“食”为天，那么“穿”必然为“地”。再进一步说，“食”是与男性连结在一起的，“穿”是与女性连结在一起的。因此，社会分工很自然地延伸出男女两性地位的差异与活动范围的不同。“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深宫固门，阁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男不言内，女不言外，内言不出，外言不入”[3]。这里，外和内不仅是一种空间划分，也是对男女权力的分配和文化限定。《易经》云：“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义也”[4]。男外女内是“正位”，反之则是错位，是有违“天地之大义”的非礼行为。 　　男外女内规定了不同性别的活动范围，不同的劳动经历和文化视野，造成了男女不同的性别心理，并进一步导致了性别歧视：男强女弱。该歧视进一步发展则造成了“男尊女卑”。到了汉初，董仲舒进一步发挥了儒家思想并糅合了法家思想提出了“三纲”，其中的“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从思想上确立了人世间夫妻、男女之间的等级秩序关系。到南宋，理学将伦常道德教条化，朱熹把“夫为妻纲”置于“三纲”之首，并鼓吹女性贞节观，压抑、摧残女性人格。对于男权的鼓吹，自然就是对于女权的贬低，进一步拉大了男女两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康有为在其名作《大同书》中曾对男尊女卑的状况做过形象的描绘：“天下不公不平之事，不过偏抑一二人，偏重一二人，则为之讼者、助者纷纭矣。若偏抑千万人，则古今讼者、助者不可言矣。若夫经历万数千年，鸠合全地万国无量数不可思议之人，同为人之形体，同为人之聪明，且人人皆有至亲至爱之人，而忍心害理，抑之制之，愚之闭之，囚之系之，使不得自立，不得任公事，不得为仕宦，不得为国民，不得预议会；甚且不得事学问，不得发言论，不得达名字，不得通交接，不得预享宴，不得出观游，不得出室门；甚且斫束其腰，蒙盖其面，刖纤其足，雕刻其身，遍屈无辜，遍刑无罪，斯尤无道之至甚者矣！”[5]（P5）南宋时期强化的“三纲”、“五常”，成为近代南宋以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男女两性性别价值观念判断的标准，成为传统社会乃至民国女性堕入痛苦深渊的文化根源。为此康有为曾发下宏愿：“吾今有一大事，为过去无量数女子呼弥天之冤；吾今有一大愿，为同时八万万女子拯沉溺之苦；吾今有一大欲，为未来无量数不可思议女子致之平等大同自立之乐焉。”由此逐渐拉开了中国近代妇女解放的序幕。 　　二、婚嫁观：“郎才女貌” 　　民间俗语“郎才女貌”代表了中国人的一种传统婚嫁观。作为集体无意识和社会文化心态的符号形式，“郎才女貌”折射了人们的择偶心理、价值观和审美理想。把“才”和“貌”视为男女结合的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