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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幸福学视角看休闲与休闲研究 　　【摘 要】追求幸福是人生的终极目的，幸福学则是关乎这一终极目的的新兴学科；研究幸福问题必然关涉到休闲，因为休闲是影响个人和社会幸福水平的重要因素；休闲研究应以幸福学为指导，以能否增进人的幸福程度作为各类休闲相关政策的评判标准。 　　【关键词】幸福；幸福学；休闲；休闲研究 　　一、幸福学：一门关乎人生终极目的的新学科 　　尽管对什么是幸福以及如何才能得到幸福的看法千差万别，却极少有人会否认幸福就是人生追求的目的。不仅如此，幸福作为人生目的还具有终极性。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幸福是终极的和自足的，它自身就是目的。”约翰·格雷也认定幸福是“人类一切企求的最终目的”。在西方，学者们曾从人的生存目的的角度提出过各种不同的人性假设，如以满足物质利益最大化为人之本性的“经济人假设”，以追求效用最大化为人之本性的“效用人假设”，认为人所追求的是从社会获得安全、友谊、尊重、归属感和成就感等需求之满足的“社会人假设”，认为人类欲望的本质是追求精神快乐的“情感人假设”，等等。这些人性假设所暗含的人的生存目的表面上看似乎各不相同，实则都是幸福这一人生终极目的的某种（或某几种）具体表现或获得途径。也正因为如此，有论者干脆提出了“幸福人假设”，试图取代以往一切旧的人性假设。 　　幸福在两千多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是伦理学的一个重要话题，近代以来又特别为经济学和心理学等现代学科所关注。从古代的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到近代的亚当·斯密和边沁，再到20世纪的罗素、弗洛姆、马斯洛等，思想家们从未停止过对幸福的探讨。“随着幸福困惑、幸福悖论、幸福危机日益凸显，而人们对幸福的渴求却又日益强烈”，关于幸福的研究终于上升到了学科的高度。 　　幸福学的诞生与传统经济学的误区是分不开的。传统经济学建立在“经济人假设”的基础上，认为人的本性是追求物质利益最大化，财富的增加必然伴随着幸福感的增强。从这一假设出发，经济学在很长时间内一直把如何增加社会财富作为自己的研究重点。然而后来经济学家们发现，财富增加并不必然带来幸福感的增强。当代幸福学研究的代表人物、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奚恺元撰文指出：“许多研究都证实了一个普遍的现象：尽管在近几十年当中，西方国家的人均收入一直在大幅增长，但是人们平均的幸福水平实际上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甚至在某些时间段内还有所下降。”一些经济学者为了对这一现象作出解释，创造性地发展出了“享乐适应性”（Hedonic Adaptation）、“可评价性假设”（Evaluability Hypothesis）、“社会性比较”（Social Comparison）以及“时间模式”（Temporal Pattern）等有别于传统经济学的新理论与新方法。如此一来，则表明传统经济学正在转向幸福学的新方向。与经济学（Economics）相对应，奚恺元将以人类幸福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幸福学命名为Hedonomics， 意谓幸福学是追求生命之快乐的学说（前缀Hedo-在英文中是享乐的意思）。作为经济学家兼心理学家，奚恺元在大量实验性测试的基础上，发展出严格的理论对人的幸福规律进行了深入研究，为幸福学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也给人文社会科学各门学科的研究带来不少启示。 　　二、幸福学视角下的休闲 　　对幸福的关注必然会涉及到休闲。休闲对人的幸福感的获得具有无可替代的意义，是幸福的重要来源。早在古希腊时代，伯利克里就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人要获得幸福，首先必须获得自由，包括政治上的自由和精神上的自由，而后者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人可以自由地进行休闲娱乐。他说：“当我们的工作完毕的时候，我们可以享受各种娱乐，以提高我们的精神。整个一年之中，有各种定期赛会和祭祀；在我们的家庭中，我们有华丽的风雅的设备，每天怡娱心目，使我们忘记了我们的忧虑。”亚里士多德更是明确地强调：“幸福实为人生的止境（终极）”，但幸福境地的内在快乐“只有闲暇的人才能体会”；他甚至认为：“我们全部生活的目的应是操持闲暇。……人生所以不惜繁忙，其目的正是在获致闲暇。”——从这一表述来看，亚里士多德实际上是赋予了休闲人生终极目的的地位，也可以说，在他看来，幸福就是休闲。 　　即使不将休闲提到与幸福等同的地位，休闲之于幸福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有论者指出，休闲具有乐生价值、健康价值、审美价值、意义建构价值、全面发展价值和自由解放价值，而所有这些方面的价值均关涉到人的幸福。在现代，生活满意度指标常被用来表征和衡量人们所感受到的幸福程度，而“休闲和生活满意度之间有着正相关的联系，也就是说，休闲能够促进生活满意度的提高” 。衡量幸福感的另一个指标是幸福指数。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都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国民幸福指数（National Happiness Index，NHI），每年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