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大义灭亲：铡包勉.docVIP

包公大义灭亲：铡包勉 　　一、铁面无私铡亲侄 　　《铡包勉》是现在很多传统剧种都有的包公戏剧目。京剧还有1951年由谭富英、裘盛戊改编的剧目，改名《铁面无私清官谱》。 　　该剧的故事，是说包拯奉旨往陈州放粮，丞相王延龄、太监陈琳与司马赵斌同至长亭饯行。包拯的侄儿包勉也来为包拯送行。包拯自小因丑陋被父亲驱逐，由嫂子吴妙贞哺乳，故与嫂子有母子之情，与包勉有兄弟之亲。送行会上，包勉私下告诉赵斌，自己充当县令受贿十万两银子，已经被革职。赵斌故意当众告诉包拯，包拯打算判处包勉死刑。王延龄、陈琳替包勉求情，赵斌则冷语讥包拯，包拯大怒，当场下令铡死包勉，并令王朝前往合肥下书，告知嫂娘吴妙贞。 　　一般该剧目后接演《赤桑镇》，包拯铡包勉后，王朝赶到合肥下书。吴妙贞见了书信，非常气愤，赶往赤桑镇驿馆，拦截包拯，大骂包拯负义无情。包拯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声泪俱下，劝说嫂娘，并承诺给吴妙贞养老送终。吴妙贞深明大义，最后叔嫂和好如初，吴妙贞亲自为包拯把盏，嘱咐包拯为百姓要公而忘私。《赤桑镇》故事也有其他剧种的剧目，比如吉剧有《包公赔情》，故事如出一辙。 　　和很多的包公戏一样，《铡包勉》也是不能够从法律史角度仔细推敲的。 　　二、包勉贪赃十万的罪名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包勉的罪名。剧中包勉这样自我介绍：“下官包勉，曾为越州萧山知县。未到一年贪了十万两银子，被人参奏，因此弃官逃走，回到家中。”而在长亭上，他对赵斌是这样介绍他的为官审判之道： 　　“包勉：‘若有打官司的前来，我就在大堂之上放两个竹筒，叫打官司的往里丢！’赵斌：‘丢什么？’包勉：‘丢银子。’赵斌：‘噢！丢银子，那被告丢满了呢？’包勉：‘被告就赢了。’赵斌：‘原告丢满了呢？’包勉：‘原告就赢了。’赵斌：‘两家都丢满了呢？’包勉：‘这有何难，我在花亭之上备上一桌酒席，将师爷请出，与他们两家说合说合也就是了。’赵斌：‘这银子叫他们拿回去？’包勉：‘这银子就是我的了。’赵斌：‘这一任知县未满，你赚银多少？’包勉：‘一任未满我赚银十万。’” 　　在打官司的时候这样公开受贿，当然只是一种艺术的夸张，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出现的。但是接受诉讼当事人钱财、并因此而违法裁判，在古代确实是一项重罪罪名。秦汉就有专门的“受赇枉法”的死罪。到了唐代，称之为“受财枉法”罪名，按照受取得收入钱财的数额量刑。唐代法典规定，“一尺杖一百，一匹加一等，十五匹绞”。唐代以绢帛为法定货币之一，凡是计值标准一律以绢帛尺寸来衡量，所以收受贿赂价值满一尺绢帛的，就要打一百下屁股，赃满十五匹绢帛以上，就要处绞死。这是唐代法律中计赃为罪的罪名中处刑最重的罪名之一，仅次于强盗赃（赃满十匹以上处斩首刑）。以后明清时期的法律规定与唐宋时期差不多，受财枉法罪，按照犯罪主体身份分为“有禄人”（月支俸粮一石以上的官吏）、“无禄人”（月支俸粮不满一石的吏员）两大类，前者赃一两以下杖七十，一两至五两杖八十，以上递加，至赃满八十两处绞；后者赃满一百二十两处绞。受财枉法罪不仅是可以判处死刑的重罪，而且古代的法律还规定，凡是触犯此项罪名的官员，都不得利用官员免刑减刑的特权，还要“除名”，不能再担任官职。 　　因此，从法律上讲，包勉确实是犯下了死罪。十万两银子的受贿数额，足够判他死刑了。只是，这个死刑是古代被视为比较轻的“绞”（用短棍逐渐绞紧套在罪犯脖颈上的绳圈使之窒息毙命），罪犯留有一个“全尸”，还不至于“身首异处”不能到阴间见祖宗。 　　三、包拯能否审判包勉 　　包勉犯下了死罪，可是包拯能够审判他吗？ 　　首先，在《铡包勉》这个戏里，包拯正是奉皇帝命令前往陈州赈灾放粮，并没有被授予司法审判的权力，怎么可以在送行的长亭上进行审判？甚至还要立刻摆上铡刀来行刑？这样的情节明显缺乏基本的史实依据。 　　中国古代政治体制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只有皇帝才是全权和全能的统治者，无论立法、行政、司法、监察、军事指挥等等，诸多权力都汇集到皇帝之手，亲自掌握。以下的各级官员都必须按照职务分工，执行皇帝授予的某项职权。和平时期，像《铡包勉》这个戏里的包拯那样，想要审人就审人，想要判刑就判刑的，只有皇帝才有这样的权力。只有在战争时期，拥有战区指挥权的官员，才可以“先斩后奏”直接判处罪犯死刑，但是仍然不允许直接处死像包勉这样有官员身份的人。所以假如在长亭之上，发现包勉这样潜逃漏网的贪赃枉法官员，赵斌最多也只能要求包拯立即向皇帝报告，将包勉逮捕送交司法部门去审理而已。 　　其次，即使是包拯正是具有司法职权的长官，按照中国古代法律的规定，也是绝对不能参与审理包勉的案件。从目前我们能看到的史料来说，至少在唐代，《狱官令》就已经明文规定审判官员有回避的义务，凡是案件当事人与审判官员之间五服以内的亲属关系（同高祖五代以内直系或旁系父系血亲），或者是有三代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