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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式的探讨民族学问题何以可能 　　如果我们的学术足够宽容，那么这篇关于民族地区居民社会角色的文章将从其方法论的自我批判入手。批判并不意味着否定和颠覆，而由始至终都只是致力于前提的澄清和范围的界定。 　　民族学的研究方法自有其风格与特色，这既是学科独立性的最好体现，亦是实际研究的本质要求。田野调查就一直享受着这样的荣耀，以至于在绝大多数的民族学研究中它理所当然的成为题中应有之意。而当一种方法被抬高到无以复加的位置时，就有走向其反面的危险。我们当然承认田野调查的重要作用，但又必须拒斥那种形式化、教条化的独断倾向。原因在于：其一，实证性的田野调查法因其只是遵循知性的运思方式，所以并不具有真理的普遍必然性；其二，田野调查的对象和结果并不能指涉所有的研究对象。特别是那些与人息息相关的自由、心灵、上帝等在数据统计和问卷调查中无法真实的呈现。 　　所以，是时候对这种不证自明的倾向进行反思了，而问题的症结在于承认民族学的研究方法是多而不是一，必须置入与此不同却又可相互辅助的另一维度，即反思的维度。接下来的工作便是来看一看反思的维度能否以及如何出现在民族学的研究视域之中的。当然，本文是以民族地区居住者为对象，所以论说的范围也只是限定在“社会角色”这一边界之中才算有效。至于问题的提出是否具有普适性，答案也许是肯定的，但进一步的论证也只有留到日后了。 　　根据一些学者的考察，田野调查法作为一种社会科学长期使用的主导方法，其根据乃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经验论原则，它来自于西方的实证主义传统，而这种传统自孔德开始就与科学逻辑紧密地纠缠在一起，至逻辑实证主义达到了极致。受益于此的田野调查便在起点处就选择了以直接观察作为自己的理论武器。虽然有人本主义的研究范式与之抗衡，但如此艰巨的使命在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无疑显得有些底气不足。以至于在诸多学者看来，人文社会科学就效仿自然科学。建构出一种所谓的“人的物理学”的打算不仅是应该的，而且也是必要的。 　　将田野工作的实质归结为实证主义的经验论原则，应该是无问题的。那么：实证主义经验论的内在机制又是什么？这样问并不是要把思想引向无穷的倒退，而是非此不足以说明田野调查作为一门研究方法的深层逻辑。对此，我们的回答是：努力模仿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是一种以因果关系为主要表现的决定论。 　　经验论重视感觉，以至于作为其变种的实证主义以眼见为实的铁律向传统形而上学展开了疯狂的挑战。通俗的说法是：自在的物体通过刺激人的感官而成为主体的对象，由对外物的感觉而形成所谓的经验。理智的加工又使得经验上升为理性的认识。随后为了检测其真理性，知识又不得不返回感性之中，对实践进行指导的同时亦完成了新的跃迁。这种感性与理性辩证交错的观点在被苏联模式影响过的旧思想体系中随处可见。我们姑且不去评论它的对错，可一旦研究遵循这样的逻辑运行，那因果决定论的格局便铁板钉钉了。实证主义者对外部存在深信不疑，并认定杂乱无章的事物背后必有某种本质在持续不断的起着作用。尽管在现代社会，人们早已认识到本体承诺的虚妄，但又不得不地承认它在主体主义的范围内仍然具有某种不可替代的效力，即世界万物都能被人掌握，一定的现象对应着一定的本质，一定的数理统计和调查研究必然指向一定的结果。这种因果式的决定论无疑是实证主义与生俱来的负累。 　　随着概率论和统计物理学的迅猛发展，原有的统计规律开始被卷入到物理学的基本定律之中，导致随机性和偶然性等因素不仅无法从实验和理论中根除，而且还进一步升级为研究客体的起点。这样的情况被应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之中，吊诡的情况便随即出现了：旧时研究过程所趋向的单一性结果，如今却被多种的可能之维所取代。“高度复杂的物质系统，其内部包含着复杂的非线性相互作用和大量的不确定因素。”以至于我们“不可能从宇宙的初始状态决定其后任一时刻的演化状态，或者我们不可能从客观对象演化的始端推导出未来可能的演化状态。”这是非决定论对决定论的挑战，当然也直接影响到本文论点的生死存亡。对此我们的回应是：决定论并非机械的，它与非决定论的区别也不在于是否承认随机性和偶然性的存在，而主要表现为是否肯定因果关系的普遍和必然的性质。那种把统计规律当做是或然的因果律、并认为其在微观世界中具有本质意义的看法也不能取消决定论的合法性。而且，本文指称的决定论，其要点在于它的思维方式，即无论是承认因果必然性的决定论还是强调偶发性和随机性的非决定论，它们在实证研究中都不可避免地要由“一点”走向“另一点”，即现象性的材料必然要追溯所谓的结论（区别在于结论是一还是多）。否则，研究本身就是不存在或无意义的。所以，决定论也好、非决定论也罢，在思维方式上都有其同病相怜的宿命。 　　如果肯定田野工作遵循的思维原则是决定论式的，那么疑问又会随之涌现。首先，调查者和调查对象是历史的生成过程。作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