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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摘 要】儒家思想对中国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随着两汉时期“独尊儒术”的开始，儒家思想逐渐贯彻到封建社会的立法及司法领域，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由此开始，经过魏晋时期的发展，最终成熟于隋唐时期，并形成了自具特色的中华法系。 　　【关键词】传统法律儒家化；礼治；法治；礼法合一 　　儒家思想作为对中国社会影响深远的思想体系，植根于中国悠久的历史中，它包含着丰富的法律思想。两汉时期，儒家的独尊地位得到确立，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逐渐渗透进立法和司法领域，持续地影响着后世的法律制度。直至“一准乎礼”的唐律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的成熟和中华法系的最终形成。 　　一、儒家思想中的法律观念 　　（一）“礼治”思想中蕴含的法律观 　　“礼”的观念起源于西周时期，是有关道德、法律和政治等关系国家的基本制度和思维方式的价值规范体系。作为维护宗法等级制度与血缘关系的一种社会规范，它调整着社会的绝大多数领域，后来的儒家学者都将“礼”推崇为儒家思想的核心。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之间战乱不断导致“礼崩乐坏”，原有的秩序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儒家的创始人孔子借鉴西周的礼制的内容，提出以“仁”为核心的思想体系，“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儒家学派的另一代表孟子同时认为“无礼义，则上下乱”。荀子是将儒家思想与法家思想结合的重要人物，他主张将“礼”与“法”结合起来，实行先礼后法。 　　“礼”的思想中蕴含的伦理观念是处理社会中人与人关系的基础，儒家学者将伦理观念融合到法律中来，法律的最终目的就是维护封建伦理秩序，并将违反伦理观念的行为直接规定为违法行为，“出礼则入刑”。孔子倡导通过法律的手段保障“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种等级秩序的强制力，孟子主张“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些伦理精神后来经过董仲舒的发展与改造，成为古代立法的指导原则之一“三纲五常”的重要基础。 　　儒家学者继承了周礼以家族为中心的传统，不孝的行为直接会被法律所处罚，但是只做到“孝亲”是不够的，在古代“家国一体”思想观念下，忠以孝为基础，儒家学者通过倡导“孝亲”进而“忠君”来使民众遵守法律、忠于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意志，进而达到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礼”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等级制度，儒家所希望的社会是长幼有别、尊卑有序、严格区分贵贱的社会，体现在法律中就是“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社会地位上的不平等导致法律上权利义务的不平等，通过维护贵族官僚的特权来实质上达到维护宗法制度的统治的作用。 　　（二）“德治”思想中蕴含的法律观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主张实行仁政，将德治作为首要的维护统治的手段，认为通过道德教化可以实现“无讼”的目的，并可以获得民众的广泛支持，反对“不教而杀”，贤明的君主就应该实行德治、以德服人，使人们从内心里消灭犯罪的邪念，这样才能从根本上预防犯罪。虽然儒家重视德治的作用，但并不否认法律是道德教化的辅助手段，孔子认为“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是通过外在的强制力发挥作用的，而内在的感召力则是道德发挥教化作用的重要力量，因此儒家学者们更偏向于选择德治，先德后刑、慎用刑罚。正如荀子提出以礼义教化且以刑罚禁止、“治之经，礼与刑”，由此可见儒家学者们主张道德教化和刑罚相结合的治国思想。 　　二、传统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一）法律儒家化的开端――两汉时期“独尊儒术” 　　先秦时期，为了维护大一统的秩序，法家思想占据了主流地位，儒家思想被统治者所忽视。秦朝的法律十分推崇重刑的思想，刑罚极端严酷，最终导致了暴秦二世而亡，西汉统治者吸取秦的教训，期盼稳定的社会秩序和百姓休养生息，推行了“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经过七十余年，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然而却无力解决后力强大的诸侯王威胁中央集权的问题。此时，西汉统治者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治国思想来维护封建统治。儒家学者董仲舒对先秦儒家思想进行了新的发展和改造，提出了“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等新的学说，认为儒家思想可以作为封建统治的根本准则，突出三纲五常的地位以及“德主刑辅”的重要作用，使臣民自觉服从于君主的统治。董仲舒所倡导的这种新儒学，符合统治者维护封建集权统治的需要，很快在意识形态占据了统治地位，尤其是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法家思想逐渐衰落，儒家思想全面复兴，德主刑辅、礼律融合成为立法的指导思想，中国传统法律儒家化由此开端。 　　两汉时期法律的儒家化的重要表现就是“春秋决狱”，它又被称为“经义决狱”，是汉武帝时期的一种司法制度，即司法者在从事审判活动时，不根据已经颁布施行的法律条文去裁判，而是以儒家经义《春秋》以及其他儒家经典作为定罪处罚的依据。“春秋决狱”使儒家思想贯彻到具体的立法和司法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