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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决策科学中的复杂性因素 　　决策学作为一门研究科学决策的理论、原则、程序和方法的新兴综合性学科，产生于二十世纪50年代的美国，其创始人是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赫尔伯·西蒙。二十世纪80年代初，决策学进入中国，张顺江教授以中国决策学学科带头人的身份出版了《决策学基础》这一理论经典，决策学开始了中国化的学科历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决策科学的不断演进，人们日益关注决策科学中所蕴含的复杂性因素。决策流程中的目标、主体、方法，这三方面具有了越来越多的新的复杂性表征，这些表征往往渗透在社会经济决策的整体之中，给经济社会生活带来影响。本文旨在以复杂性科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决策的流程，重视复杂性的条件，把握复杂性的内涵，深化对决策学的认识，完善对决策科学性的构建，以期更好的促进决策学在社会政治经济中的实践。 　　一、决策目标的复杂性分类 　　决策目标的构成由静态层介和动态趋向两部分组成，正是动静皆具的形态模式构成了决策环境的复杂性。 　　第一，许多问题的目标不是一个，而是多个，这种目标的多维性可能是同类人群对一个问题多个目标的认识，也可能是不同人群对一个决策不同目标的坚持，这种目标之间的矛盾关系源自于知识结构和利益体系的不同。比如，在我们所熟知的政府机关物资采购中，质量和价格是两个必须同时考虑的因素，根据不同的情况，决策者要制定不同的采购流程，在质量与价格之间，需以其中一个作为定量，对另一个做最优化处理，以达到采购目标的实现。又比如，在区域发展决策中，经济工作者认为经济发展是首要目标，而环境工作者认为环境保护是第一要务，社会工作者更强调社会效益的重要地位，不同的人从不同的知识结构阐述立场观点，形成了不同的目标区间。 　　第二，由于主客观条件不可避免的改变，决策目标也随之发生变化，这种动态的趋向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渐变式的，旧目标的构成要素逐渐瓦解，新目标的结构框架逐步完备呈现过渡式的变化。另一种是突变式的，时间的间隙非常之短，不能给决策者提供充足的预备阶段。比如，过去粗放式的经济发展战略虽然带动了经济的短时发展，但是高能耗、高污染的带来了更多的社会经济问题，这时候决策目标的已经由速度型发展转向了和谐型发展。目标的动态转向要求决策者必须随时跟踪目标并实施反馈，以了解原来制定的目标对现在是否仍然有效、客观情况是否有了变化、目标是否需要予以及时调整等等。 　　二、决策主体的复杂性构成 　　人作为决策主体，既遵循理性的思维，又有着非理性的构成，近年来非理性一改之前的理论弱势，上升为决策主体中与理性同等重要的影响因子。而这种非理性，正是决策主体复杂性的来源。 　　非理性因素的内涵由三部分组成。首先是不自觉性，是一种无意识的心理活动过程。荣格的潜意识理论很好的佐证了这种不自觉性：“潜意识部分是由大量暂时为晦涩难解的思想、朦胧含糊的表征、模糊不清的意象所组成，尽管它们未被我们意识到，但它们却继续影响着我们的意识心理。”无意识在行政决策中以思维定势的形式出现，例如一个在领导岗位上工作多年的人，由于行政管理活动中某种问题反复出现，他已经通过思维活动制定出一套例行程序来解决它，这种例行程序就是一种思维模式，以至每当此种问题出现时，只要按照长期处理此类问题的思维模式去思考就可以较好地作出决策。但在涉及到新问题新情况的时候，这种思维定势往往难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决策者即使意识到原有思维不能就解决新问题但还是不自觉的陷入原有的思维路径中去，这时非理性就成为了决策的桎梏。 　　其次是非逻辑性，指直觉、灵感这种在理性思维架构下无法解释的形态。非理性思维超越常规逻辑，在确定性和合理性缺失的同时，形成了创新思维，促进了思维的延展，是得失兼具的模式。 　　最后是情绪性，涵盖由于外在环境和内在心理的影响，造成的稳定感缺失，以情绪、情感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其中的情境性、波动性、盲目性使得决策主体的思维表现出明显的无序性和不确定性。例如，在行政决策中，极少数决策者以情代政，不顾决策流程，大搞裙带关系，甚至任人唯亲，损害了行政决策的公正。 　　三、决策方法的复杂性交互 　　决策方法的复杂性以数量决策方法与非数量决策方法两种形式呈现，他们在具体的实践中面临着自成一体或交互使用的各种复杂状况。 　　一方面，根据决策的目标，变量和条件可以用数量表现的，我们称之为数量决策。最典型者，人口普查就属于数量决策的一部分，无论是推进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卫生、保障性住房、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还是加强公共设施建设、改善社会管理、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都离不开对不同人口群体情况的掌握和分析。人口总量规模、年龄结构、职业分布、生活来源等情况，对于统筹人口、资源、环境、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作用。这些数据在整体上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提供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