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刑事执法信息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畴.docVIP

浅谈刑事执法信息属于政府信息公开范畴 　　因为上海学生投毒的案件，网络上芸芸众生对发生在19前的另一起学校投毒案件予以广泛关注。一时间对于司法的不信任、对于权力的不信任，通通在网络上爆发。 　　案件是这样的：朱令（又名朱令令）是清华大学的学生，聪明漂亮。1994年11月底，还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朱令感到身体不适，遂到北京同仁医院住院治疗。医院未能查出病因，住院一个月后病情好转，朱令于1995年1月底出院。3月初，朱令又出现病症，父母将其送到其他医院救治。4月底，有关部门确认朱令铊中毒，朱令父母向清华校方要求报案。1995年5月初，北京市公安局正式立案调查。但是，一直到现在，投毒者仍没有找到。013年5月8日，北京市公安局挂出一条长微博，对朱令案进行了回应。其称，由于“相关场所没有监控设施、”“犯罪痕迹物证灭失”、“未获取认定犯罪嫌疑人的直接证据”等原因，最终导致朱令案“无法侦破”。 　　这个案件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大家传说北京警方无法破案系受到政治压力。于是对于权力的不满就集中爆发了。同时，在这个大家都是记者、都是侦探的网络时代，每个人都想侦破这个案件，找到元凶。而朱令的父母更想知道为什么这个案件这么久没有破，于是委托律师致函警方，要求尽快破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后，朱令父母于008年5月向北京市公安局递交了申请，要求公开朱令案的进展情况。当年5月30日，北京警方提供给朱家《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称，经审查，其申请获知的政府信息，属于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故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规定，不予公开。对于这个结果，朱家认为，朱令案的侦破过程和结果等相关信息，是涉及全家的切身利益的重要信息，按规定应予公开。008年7月9日，朱家向北京市政府提出行政复议，指出相关告知书里称不公开信息的理由为“属于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令其无法了解不予公开的原因，故要求撤销北京市公安局的《政府信息不予公开告知书》。对此，北京市公安局辩称，朱家要求公开的信息内容“是公安机关在行使刑事司法权过程中制作的刑事侦查卷宗，属涉密材料”，不属于《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公开范围。最后，北京市政府就相关法律问题向国务院法制办请示后，于009年3月16日作出《行政复议决定书》，认为北京市公安局在做出信息不公开决定时，并未说明不公开的理由，违反了相关规定，因此撤销不予公开告知书。 　　作为感性人，我们相信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投毒者必受惩罚；作为法律人，我们相信不可能每个案件都能被侦破，必须坚持疑罪从无的原则。我们更关注的是，朱令案的侦查材料是否可以公开。北京市政府认为北京市公安局不予公开的告知“未说明不公开的理由”，那么其应该说明的理由是什么呢？ 　　事实上，除了朱令案之外，《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颁布后，一些刑事案件受害人的家属向公安机关提出申请，要求公开“结办”案件的事实材料依据、规范性文件依据以及相关程序文书材料等信息，公开相关涉密材料的密级及保密期限。有的人甚至要求公开案件办理中涉及的物证、证言、鉴定、笔录、视听资料、法律文书、会议纪要及批示等。基本上他们得到的答复与北京市公安局的答复一样，“属于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不予公开的其他情形”不予公开[1]。之所以作出这些答复，主要是因为这是一部分的专家学者以及实务部门普遍认识认为，公安机关的履职行为包括行政行为与刑事侦查行为，《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作为行政法规调整的是行政行为，不包括刑事侦查行为，因此，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行为不包含在政府信息公开范围内。换言之，他们认为，公安机关的刑事侦查信息不属于政府信息。 　　所谓刑事侦查信息，也称为刑事执法信息，是指在刑事执法活动中产生的信息。刑事执法信息是否属于政府信息的范畴，《政府信息公开条例》里没有明确规定。《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规定：“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制作或者获取的，以一定形式记录、保存的信息。”从这一概念看，所谓政府信息有两个重要构成要素，第一主体是行政机关，第二是行政机关履行职责的信息。公安机关显然是行政机关；实施刑事侦查显然是公安机关履行职责的工作。显然，问题就出在“履行职责”这个要素的判断上。按照立法者的解释，“要分析这些信息是否与其履行行政管理职责密切相关”，“纯属行政机关内部管理的人事、财务等相关信息不属于本条例规定的政府信息”。[2]因此，如果按照立法者的原意，行使行政管理职责之外的职权产生的信息应该不是“政府信息”。刑事执法信息显然是公安机关履行行政管理职责之外的职权产生的信息，是履行刑事司法职责产生的信息，当然不属于政府信息。那么，目前公安机关的答复无疑是对的。但是，可惜的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二条的文字表述上并没有区分“履行职责”的类